50年代前后，很多在美国留学、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选择回到中国，当年，杨振宁在抉择时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杨先生一直心系祖国。1971年在中美关系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回到中国，受他的影响，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潘建伟说。

讲座上，陈方正展示了一封特殊的信件。

杨振宁的至交邓稼先比他早半个世纪回国。1971年，杨振宁回国临别时收到邓稼先的来信，信中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意思是二人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殊途同归，都为祖国做出了贡献。

“在香港回归之前，他不愿意从英国人手里边接受荣誉学位，所以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学位是在回归之后。”陈方正说。

杨振宁85岁时候的文集叫做《曙光集》，95岁时候的文集叫做《晨曦集》，都是表明他认为中国已经度过了积贫积弱、任人欺侮的漫漫长夜，即将见到旭日东升了。

“今天有许多同学在听这场讲座，可能会觉得前面的理论讲得太抽象了，太难懂了，但是杨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听这样的报告不一定马上就能有所收获，但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刻，你会发现你以前所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

潘建伟对杨振宁的这句话有着亲身体会。他对自己研究方向——基于光与冷原子的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的兴趣，起源于1992年和1995年的两场研讨会，那时，刚刚与杨振宁结识的潘建伟还是中科大的一名学生。

杨振宁推动了国内多所科研机构的成立，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培养和延揽优秀人才。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24年间，基金会资助金额累计达2000余万港币，资助基础研究项目数百个。

1986年，他推动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院。

1997年，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后来引进了姚期智、翁征宇、王小云等著名学者。

西湖大学的落地生根，也离不开杨振宁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