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1年6月出版。我最近读了，读得饶有兴味。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两方面，《回响》都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

小说一开始，推理的意味便颇浓。读到几十页时，我有点担心这是一部推理小说。我对纯粹意义上的推理小说没有兴趣。推理小说就是通俗小说。我不喜欢通俗小说。但读着读着，我感到东西的意图并不在推理，这让我很欣慰。读完全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一部推理小说，尽管有些推理的意味。

小说一开始，心理分析的气息也很强烈。我又很担心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小说。我对过分的心理分析缺乏信任。过分的心理分析，往往与对象真实的心理无关，而只是分析者在进行自身逻辑能力的表演而已。但读着读着，我感到东西的意图也并不在心理分析，这也让我欣慰。读完全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一部心理分析的小说，尽管有些心理分析的意味。

那么，《回响》之“新”又“新”在哪里呢？

东西：《回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刑事警察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婚姻危机与冉咚咚对大坑凶杀案的侦破，两条线索的交叉叙述，构成《回响》的基本结构。这样的构思虽然堪称巧妙，但却算不上特别新颖。《回响》在叙述这两条线索时的新颖，表现在把两件故事性极强的事情，叙述得并没有多少故事性。这样的题材，当然有故事，当然有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当然有不断出现的悬念。也因此，很容易写成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但东西在叙述故事、构造情节和设置悬念时，总是保持着十分节制的态度。故事的展开，情节和悬念的构设，总是到一定“程度”便戛然而止。那么，这个叙述的“程度”以什么为依据呢？答曰：以人性表现的需要为依据。故事的叙述、情节的构造、悬念的设置，都是为揭示人性服务的。

而在揭示人性方面，《回响》也颇具新意。探索人性的奥秘是小说的基本使命，是非通俗化的小说存在的理由。小说家通常被人性的深邃和复杂所吸引，因而也热衷于在作品中揭示、展现人性的深邃和复杂。但东西的《回响》虽然也意在表现人性，却并非意在揭示人性的深邃和展现人性的复杂。东西的《回响》，意在探索人性的不确定性。刻意的说谎和真诚的欺骗，往往难以区别；认识他人不容易而认识自己则又远为困难；日常生活中那些道德方面的问题或许却是心理疾病的表现；人的精神之正常与异常之间，绝对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对人性的测试常常是冒险，因为人性往往是经不起测试的；人们依靠记忆把握过去，而记忆却又并非那么可靠的……读着《回响》，读完《回响》，我想到的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坦率地说，读着《回响》，读罢《回响》，我想到的一个词，是“摇摆”。我仿佛看到一个钟摆一样的东西在我眼前不急不慢地摇摆着。摇摆意味着不确定。而人其实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境里。人类的语言是在刻意的说谎和真诚的欺骗之间摇摆着；自我认知与认识他人，都是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摇摆着；人类的种种言行，往往是在道德意识与心理疾病之间摇摆着；同时，又是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摇摆着；人类中“正常人”的精神状况，其实总是在正常与异常之间摇摆着；人类的记忆，总是在可靠与不可靠、在真实与幻想之间摇摆着；人的生存处境，总是在说得清与说不清之间摇摆……我甚而觉得，把小说叫做《摇摆》，也挺好。当然，这种种摇摆，都是无声的，是静悄悄的。

揭示人性之深邃和展现人性之复杂的小说，我们读过不少。而像《回响》这样在人性的平面上表现人性之种种不确定性的小说，我们很少读到。

二

刑侦大队的女警官冉咚咚在着手侦办一桩凶杀案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开过两次房，“一次是上个月二十号，一次是上上个月二十号”。任何一个女性发现丈夫在当地酒店开房而自己并不知晓，都会很警觉，都会产生对丈夫出轨、外遇之类行为的想像，何况，小说的女主人公冉咚咚还是干刑侦的，算得上是资深的警察呢！冉咚咚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神探”之称；丈夫慕达夫是赫赫有名的研究文学的大学教授；夫妻二人育有一女，已十岁，正上小学，名叫唤雨。冉咚咚和慕达夫感情很好。这堪称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一切都被冉咚咚在蓝湖大酒店的偶然发现破坏了。这个偶然的发现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终结。

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的秘密时，慕达夫便陷入了一种永远说不清的情境里。人世间，有些事，是总也说不清的。有些被误解，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的。一旦冉咚咚开始怀疑并追究，一旦冉咚咚以妻子的执着和刑警的敏锐要弄清真相，慕达夫便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于是，这样的怀疑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便奋勇直前，不摧毁婚姻决不罢休。避免悲剧的唯一条件，是冉咚咚根本不发生怀疑，或者说，是冉咚咚相信了慕达夫的第一次解释；如果第一次解释没用，那就意味此后的无数次解释，都只能加重冉咚咚的怀疑。然而，冉咚咚凭什么如此信任慕达夫呢？一个人如此信任另一个人的理由何在呢？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与人之间的如此信任，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信任常常是建立在某种虚幻的自信之上的。而老刑警、名侦探冉咚咚更知道这一层。要让一个干了多年刑事侦察的人无条件地信任另一个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怀疑开始了，追究开始了，冉咚咚有意识的侦探也开始了；与此同时，慕达夫的解释开始了，辩白开始了，绞尽脑汁开始了，痛苦不堪开始了。冉咚咚开始搜寻慕达夫在蓝湖酒店出轨、外遇的证据；慕达夫在搜寻证明自己没有在蓝湖大酒店出轨、外遇的证据。其实，即使冉咚咚什么证据也找不到，也丝毫不能淡化、消解她对慕达夫的怀疑；而慕达夫即便找到再多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也丝毫不能把自己洗刷得白净一点。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慕达夫绝对没有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为了证明自己在酒店开房是约朋友打牌，慕达夫请那些朋友写了证明。然而，冉咚咚发出了这样的讥讽：既然这些人是你的朋友，让他们做伪证还不是轻而易举；请他们喝顿酒，让他签字画押甚至赌咒发誓，都行。冉咚咚一度怀疑慕达夫在酒店做完按摩后又让按摩女进行了“特别服务”。她利用职业的便利，查看了慕达夫开房的那两个晚上酒店所有按摩女的出勤记录，没有发现有人在那个房间进行任何服务。慕达夫与蓝湖大酒店按摩女苟且的可能性虽然可以排除，但是，又岂能排除慕达夫与别的女性有过苟且之事？世界上有那么多可供慕达夫开房的酒店，冉咚咚神通再广大，也不可能一一查问；人世间有那么多可与慕达夫苟且的适龄女性，冉咚咚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挨个确认。既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堵死所有别的可能性，既然慕达夫与其他女性偷情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那么，凭什么让冉咚咚相信慕达夫从未背叛过自己？

慕达夫终于陷入无论如何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境地。他终于绝望地放弃了解释、辩白，任由冉咚咚以各种可能性摧残着他、蹂躏着他。而在这个过程中，冉咚咚也陷入过同样总也说不清的境地。对丈夫慕达夫的怀疑日益严重，负责的凶杀案侦破也很不顺利，冉咚咚心情极度焦虑。她与慕达夫的婚姻危机开始后，就分房睡了。 一天晚上，冉咚咚死活睡不着，想着想着并且啜泣了。听到动静的慕达夫来到冉咚咚的房间，见冉咚咚虽然醒着但安静地躺在床上。慕达夫正欲离去，却看见门把手上有一丝血迹。慕达夫掀开冉咚咚盖着的毯子，查看她的双手，发现冉咚咚左手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血痕。于是：

现在我终于明白夏冰清割腕时的感受了。她把手飞快地缩回去，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体会一下受害人的绝望，也许能获得破案的灵感。[1]

这样，慕达夫坚信冉咚咚刚才割腕了，属于自杀暂时未遂。夏冰清是冉咚咚正在侦办的凶杀案中的受害者，生前有过割腕行为。所有听说此事的人，同事也好，心理医生也好，没有人会怀疑冉咚咚自杀的真实性；也没有人相信冉咚咚以利刃割自己的腕，仅仅是要体会一下夏冰清曾经有过的绝望。所有人都认为所谓体会夏冰清的绝望是冉咚咚为掩饰自己的绝望而临时找来的理由，就像冉咚咚坚信慕达夫提供的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都是掩饰自己出轨、外遇的伪证。所谓体会夏冰清割腕时的绝望，当然是假。因为冉咚咚那晚上真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割腕行为。真实的情形是，那天晚上冉咚咚翻来覆去睡不着，遂起身找助眠药，发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竟放着一把老式剃须刀。这是她多年前买给慕达夫的。后来，慕达夫改用电动剃须刀了：

但自从他改用电动剃须刀之后，它就像个低调的逃犯，缩头缩脑地躲在抽屉的角落，没人在意。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因为要说清这个目的非常之难，也不可信，唯一合理的也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就是无聊。她无聊，反正也睡不着，就打开盒子，发现刀片还卡在架子上，看上去锋利依旧，便用它来刮手上的汗毛，没想到刮着刮着手一偏，刀片就把手腕子割破了。可这个版本谁信？人人都喜欢高大上的理由，事事总得有个理由，如果没理由许多简单的事都说不清楚。[2]

冉咚咚毕竟是老刑警，对人性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她没有向任何人细说这晚的情形，而任由他人误解着。她知道，再细致的解释，都是没用的。人们会坚定地相信她是有意识地割腕，是完成了一次未遂的自杀。丈夫与别的女人偷情因此离婚，双方已签好了离婚协议；负责凶杀案侦破却工作极不顺利，以至于局里停止了她的负责人资格，让她靠边站。这样的自杀理由太充分了。相反，真实的情形太像编造了。何况，她在割腕时还哭了。如果不是有意自杀，那哭什么呢？

是的，哭什么呢？

哭不是因为痛，而是想引起他的注意，但每每这么一想，她就一万个不服气。我为什么要引起他的注意？我都跟他订了离婚协议为什么还要引起他的注意？难道我还留恋他不成？所以，她更愿意相信哭是因为孤独。[3]

不是像慕达夫以及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有意识地以割腕的方式自杀，这没有任何疑问。但要做到让任何人相信这一点，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事。但是，究竟是因为何种原因割破了手腕，冉咚咚自己也没能确定。她不能排除潜意识里有着以割腕的方式给慕达夫施加压力的可能。

深夜里废弃的剃刀割破了手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冉咚咚无法向别人说清楚，也无法向自己说清楚。人生中有些事，甚至有许多事，是总也说不清的。有时自己虽然清楚却无法向别人说清；有时，则既不能向别人说清也不能向自己说清。人世间有许多事，甚至是一些很简单的事，人们给出的解释都是为解释而解释，是因为必须有一个解释才寻找到一个解释。为事情安置一个解释，常常就像为断腿的遗体安上一个假肢，好让其以全尸的姿态离开人世。

三

冉咚咚和慕达夫的故事，以婚姻爱情为内容。而夏冰清凶杀案，也与男女关系和婚姻爱情纠缠着。东西意在通过人的性、婚姻、爱情方面的表现来揭示人性的不确定性，来呈现人类暧昧、混沌的生存处境。何况，冉咚咚是在开始侦办夏冰清凶杀案时发现了慕达夫的开房记录，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婚姻危机。这两件事一开始就是关联着发生，所以两条线索的交织叙述，便显得十分自然。

夏冰清凶杀案的侦破，过程很复杂，故事性更强，情节更为跌宕。但冉咚咚和慕达夫婚姻危机这条线索，却写得更耐人寻味，更能显示东西的叙述智慧。前面说过，虽然是故事性很强的题材，但东西并没有写成一部以故事性取胜的小说。故事、情节、悬念，都是为了表达对人性的感悟、发现，或者说，都是为了表达面对人性的迷茫、困惑。只要恰到好处地实现了这个目的，便不必在故事、情节、悬念上过多用笔。如果说，在夏冰清凶杀案的侦破这条线上，东西在叙述故事、构造情节和设置悬念时都十分节制，那在冉咚咚和慕达夫婚姻危机这条线上，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故事。没有什么剧烈的争吵，更没有鸡飞狗跳的打闹，也没有双方父母、兄弟的上阵，一对恩爱夫妻却不知不觉地却又是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毫无共同语言的境地。小说忽略现实的打闹争吵，而精心展示了冉咚咚心中那强劲的恶念。自从偶然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开过两次房，冉咚咚便对慕达夫产生了一种恶念，这恶念强劲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慕达夫的任何一种言行，都能被恶意地理解；或者说，冉咚咚心中的这恶念强劲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能够把慕达夫的任何言行都同化为恶。明明开始被慕达夫某种善意感动了，但恶念立即冒头，将这感动打消，代之的是对慕达夫行为的恶意理解；明明已经认可了慕达夫天衣无缝的逻辑，但恶念马上出现，将这认可取缔，代之的是对慕达夫恶意的怀疑。慕达夫任何言行，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轨和外遇，都是为了达到与自己离婚从而另寻新欢的目的，即便慕达夫那言行关涉的是远古的事，是太空的事，冉咚咚心中的恶念也能够把它与两人的婚姻勾连在一起。

事情到了这一步，慕达夫便无所适从，横竖不是人，而离婚也是唯一的解脱方式。小说把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夫妻关系从恩爱到解体的过程写得十分精彩。这是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而我们的生活中的悲剧，往往具有“近乎无事”的性质。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开房后，便用种种方式来考验他，想探明慕达夫到底有没有婚外情，而她的这种种考验慕达夫的行为，又总是受潜意识支配着。在考验慕达夫时，冉咚咚自然而然地运用着一个老刑警的智慧和手段，这就让文学教授慕达夫毫无招架之力。当冉咚咚偶然发现慕达夫晾晒着的内裤上有一个破洞时，她有这样的反应：

她抬头看去，看见慕达夫的一条内裤破了一个小洞。但她越看那个洞越大，大到她羞愧得想从那个洞里钻进去。她想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于是马上掏出手机，在网上匿名给慕达夫刷了五条名牌内裤，留下他单位的地址。这下，悬在头顶上的那个洞渐渐缩小，小到她几乎看不见。[4]

这个小小的细节，蕴含着复杂的意识与潜意识。看见慕达夫内裤破了而心生愧疚，这当然是一个“贤妻良母”自然的心理反应，而冉咚咚本来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但给慕达夫网购五条名牌内裤却以匿名的方式，并且留下慕达夫单位的地址，却是反常的表现。慕达夫内裤上的破洞，让冉咚咚羞愧，同时又给了冉咚咚一个考验慕达夫的机会。收到内裤的慕达夫，如果以此来问冉咚咚，那就说明没有别的女性会给慕达夫买内裤。冉咚咚的心理会短暂地舒坦一点。但收到内裤的慕达夫，却陷入两难境地。问冉咚咚吧，万一不是冉咚咚所为，她会很尴尬，会羞了她；不问冉咚咚而万一被她知晓，那就又跳到黄河洗不清了。自从发现慕达夫在酒店开房，冉咚咚就不停地用言语、用行为考验慕达夫，而慕达夫是不可能通过这种种考验的，人世间也没有任何男性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终于，与冉咚咚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慕达夫，发现自己不知道怎样与冉咚咚相处了，发现自己找不到与冉咚咚打交道的合适方式了。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动作，每提一个要求，都要事先左思右想，即便如此，还是动辄获咎。冉咚咚有意无意地把一对亲密无间的夫妻重新变回相互陌生的人。

冉咚咚用一个又一个计策考验着慕达夫，其实是在用一个又一个伎俩测试着人性。以内裤事件为例。收到匿名寄来的内裤后，慕达夫之所以没有去问冉咚咚，就因为的确存在着冉咚咚以外的女性所为之可能。不能指摘冉咚咚以这种方式测试人性，因为她实在也是下意识地做了这样的测试。

她在网上帮他刷内裤时想到的是尽妻子的责任，脑海里甚至浮现他收到内裤时高兴的样子，没想到潜意识里竟然是想考验他，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匿名购买？为什么不留家里的地址？为什么不先跟他打声招呼？原来自己也看不透自己，自己也在骗自己。[5]

咚咚以这样一个行为，测试出了人性是不可测试的。

四

夏冰清凶杀案的侦破这一条线索，本来故事性很强，东西很好地控制着故事的发展，似乎刻意避免以情节、悬念吸引人。于是，吸引我们的，仍然是人性的难以捉摸。在这条线上，夏冰清、徐山川、沈小迎、吴文超、徐海涛、刘青、易春阳等人物，各自有着人性的特有表现。人性的变幻莫测，人性的虚虚实实，人性的善恶难辨，往往是通过细弱的神情、言语、动作显露出来。一个小说家，如果没有精细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敏锐地捕捉人物内心律动的能力，如果没有微雕一般地叙述人物细弱神情、言语和动作的能力，是不可能把一部以揭示人性之不确定性为主旨的小说写好的。《回响》显示东西具有这几种能力。《回响》中有大量的对人物内心细微波澜的叙述，而且叙述得十分具有微雕感。我以为，这些部分，才是小说的主体，才是小说得以成立的理由。

《回响》在叙述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夫妻关系从恩爱到破灭的过程时，那种幽微细弱的内心波澜的表现特别多，也写得特别好。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开过房，便以此质问慕达夫，于是，持续了十多年的“恩爱”开始出现裂缝。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这天晚上，两人躺在床上，冉咚咚问起了慕达夫开房的事，慕达夫当然自我辩解。但是，此刻夫妻二人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小说写道：

次日，他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她一口都没吃。他用眼角的余光扫她，她的脸上残留着昨晚的情绪，只是不想影响唤雨才勉强保持多云转晴。因为她没吃，所以他也没吃，两个人坐在餐桌边看着女儿，唤雨吃好了，他们每人牵着女儿的一只手下楼，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她去上班，他送女儿上学。在楼下分别时，她朝唤雨挥挥手，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但他知道这抹笑容与他无关。他第一次发现笑容是有方向的，哪怕你跟笑容站在一条直线上。[6]

冉咚咚的怀疑正一点一滴地在心中堆积。如果慕达夫做的不是一桌丰盛的早餐，而是平时一样的饮食，冉咚咚或许也像平时一样地吃喝。但慕达夫做这一桌丰盛的早餐，显然有“特意”的成份。无论如何，在外面开房，并且两次，却没有让妻子知晓，不管在那房间里干了什么，都是一种错。特意做一桌丰盛的早餐，显然有道歉的意思，有补偿的意思，有将功赎罪的意思。冉咚咚当然感觉到了这一桌早餐中蕴含着的意思。她如果痛痛快快地吃了，岂不等于忘记了昨晚说的事？岂不等于原谅了慕达夫的过错？所以，她不能动一下筷子。既然冉咚咚不动筷，慕达夫又岂能拿勺？他如果尽情吃喝一番，就显得根本没拿昨晚说的事当回事，根本没有歉疚之意。所以，他也只能不吃。慕达夫以做丰盛早餐的方式表达歉意和冉咚咚对慕达夫用心的感觉，都并非是明确的意识行为。慕达夫是有意无意之间采取了这种方式，而冉咚咚则是凭直觉把握到了慕达夫内心的小算盘。两人陪女儿下楼，一切都像平常一样，但其实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夫妻一人牵着女儿一只手，但两人的动作一定都比平时要稍稍僵硬些，稍稍地不自然些。到了楼下，应有短暂的站定。慕达夫仍然牵着女儿的那只手，他要送女儿上学。冉咚咚松开了女儿的另一只手，她要去上班。松开女儿的手，走出几步后，冉咚咚一定是用那只刚刚拉着女儿手的手，朝女儿挥了挥手，并且笑了笑。这样的场景应该是经常出现的。这天的场景，是对许多次早餐后场景的重复，但又不是对以往场景的简单重复。以往，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间，冉咚咚的挥手，既是与女儿告别，也是与丈夫告别；冉咚咚脸上的笑容，既是冲着女儿绽放，也是冲着慕达夫绽放。但今天不同了。虽然慕达夫与女儿站在一起，但他感觉到了冉咚咚轻轻挥动的手臂与他无关，脸上绽放的笑容也与他无关。与其说挥手和笑容是有方向的，毋宁说挥手和微笑都是有目标的。冉咚咚挥手的动作和笑容的绽放，都与以往无异，然而，挥手和微笑发送的信息，却对慕达夫进行了屏蔽。冉咚咚用意念关闭了自己姿体语言对慕达夫的信息发送。她并非是很有意识地这样做了，而是自然而然的、有意无意的行为。从今往后，冉咚咚还可以对慕达夫挥手致意，还可以对慕达夫露出笑容。但从今往后，慕达夫不配与女儿同时接受冉咚咚的挥手和微笑。

这是婚姻危机刚开始的情形。终于，由慕达夫开车，两人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冉咚咚很自然地“坐到副驾位”。手续办完了：

出了大厅，她说如果你回家的话我就搭个顺路车。他想婚都离了，家还能叫家吗？但他没有纠正，空白的脑海顿时百感交集，连鼻子都一阵阵发酸，仿佛十一年时间是拿来浪费的，曾经的生活画面前所未有地清晰。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悲壮感，在朝停车场走去时竟然想走出自豪感，但当他一头钻进轿车时，孤独感、被抛弃感和委屈感相约袭来，他禁不住伏在方向盘上失声痛哭。可他不能哭得太久，否则会引起她的怀疑。三分钟后，他抹干眼泪，把车开出来停在她身边。她习惯性地打开前车门，但在上车的一刹那忽然把车门关上，捏过门把的手仿佛被烫了一下，不经意地甩了甩。她犹豫着，甚至扭头遥望远处的出租车。他按了一声喇叭。她打开后车门，像一个陌生人似的坐在后排，不喜不悲，不卑不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刚刚处理完一件公务。[7]

手续一办完，相互就成了路人。一方如果要坐另一方的车，就只能叫“搭车”了。其实，两人都不愿意离婚。冉咚咚虽然始终没有查实慕达夫的婚外情，但心中的恶念却非但未有稍减，却与日俱增。而在这恶念的作弄下，两人终于完全无法相处。本不愿离婚的慕达夫，办完手续百感交集。车开过来。冉咚咚不假思索地去开前车门。以往，每次慕达夫开车，冉咚咚都是坐在副驾驶座上。是以妻子的身份坐在丈夫身边。刚才在来的路上，冉咚咚还是坐在慕达夫身边，她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时候她的身份还是妻子。但现在，手续办完了，夫妻关系解除了，冉咚咚作为妻子的身份也交还给当初发放这个身份的婚姻登记处了。现在，冉咚咚已没有理由坐在这个叫做慕达夫的男人身边了。如果她再坐在副驾驶位上，就未免不自重了。冉咚咚习惯性地拉开前车门，但很快意识到了不妥，立即把车门关上，甚至要甩一甩手，以此掩饰内心的尴尬。坐在前面不合适，坐在后面就很妥当吗？以二人现在的关系，也不妥当。于是，冉咚咚甚至打算拦一辆出租车了。终于坐进了后座，冉咚咚表现得像一个纯粹搭车的人。

细微的神情、动作，传达的是人物内心的微妙状态。没有对这些细微的神情、动作的把握和描绘，就谈不上表现人性之幽微。东西的《回响》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

五

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让我们产生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对于我来说，最深切的感受，是人对自我和对他人的“无知”。如果说《回响》能够上升到哲学层面来理解，那就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无知”。这当然并非新鲜的思想。哈耶克这类理论家、思想家早已以逻辑的方式阐释过人的“无知”。但当东西以文学的方式，把人的“无知”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仍然怵然心惊。我们其实是很难真正认识、了解和理解另一个人的，即便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兄弟、父母、子女，我们也往往自以为懂得了他们而其实一直在误解着他们。我们也很难甚至更难认识、了解和理解自己。我们会做出种种行为，而我们自以为的行为动机，常常不过是自欺欺人。认识他人不容易，认识自己比认识他人更为困难。时刻意识到我们的“无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的社会意识，都与此密切相关。意识到人类的“无知”，我们便能够对理性的自负和狂妄保持一份警惕。意识到对他人的“无知”，我们便应该不对他人进行无理的强制，便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意愿而不是替他人安排一切，哪怕这他人是我们的子女。意识到对他人的“无知”，我们便应该不轻易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道德判断。他人的某种行为，可能十分具有道德色彩，或者是十分具有道德光辉，或者是极其违反道德规范，然而，其行为的真实原因，可能完全是非道德的。意识到我们很难真正认识自己，也就让我们少一点刚愎自用，少一点自信傲慢。没有人有资格强制他人，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认识、了解和理解了他人。当然，更没有人有资格强制所有人，因为不可能有人能够认识、了解和理解所有其他人。当然，这不是我的理论创见，是读了东西《回响》后想到了前人的睿思。

《回响》中有许多段落让我反复玩味。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临近结尾的这番叙述：

易春阳被押到彩虹印刷厂来访登记处，登记处的窗侧有个花坛。花坛里的花开得正艳。冉咚咚问你到底把手放在哪里了？易春阳指着一簇怒放的玫瑰。邵天伟拿着铁铲小心地挖掘，忽然当的一声，铁铲碰到了那尊维纳斯铜像。冉咚咚戴上手套，蹲下去，扒开铜像旁的泥土，看见一只惨白的完整的右手趴在泥土里，准确地说是右手指骨，就像一只扇在大地上的掌印。她百感交集，忽然想哭，为死者为自己为众生，但她使了一下劲，把奔涌而至的感性强行憋住。[8]

最后查明，直接杀害夏冰清的是农民工易春阳。易春阳杀害夏冰清后，又把她的右手砍下连同一尊断臂维纳斯铜像一起，埋在了一个小小印刷厂登记处窗外的花坛里。易春阳之所以如此做，因为印刷厂的登记员姑娘没有右手，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卷断。易春阳杀害夏冰清，先已得到一万元钱，事成之后可能还能得到九万元。人们会坚信易春阳的杀人，是为了那笔对他来说是巨款的钱，但真实的动机，或许是为了夏冰清的那只右手。

在花坛里挖掘断手的叙述，让我感到了东西的悲悯情怀。我不禁想：这样的叙述应该更多一些才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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