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创作空前繁荣，产生了以《官场现形记》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成为那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其思想、主题则相当驳杂，表现之一是复古思潮泛滥，显示出旧势力、旧文化的顽强存在。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继续发展，还需要民主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光照，需要一支文化新军的出现与荡除。

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主要有李伯元、吴趼人、包天笑、周桂笙、王无生等，他们大都正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君主立宪、维新、改良，属于正在向资产阶级新文化人转化的过渡型文化人。

作为新文化人，他们的小说本应宣扬新文化和新道德，但是许多晚清小说当时所着力宣扬的却是古代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旧道德冠绝尘寰、完整无缺，好得不得了，因此，应该积极地“恢复旧道德”。吴趼人在小说《恨海》中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将来长大，没有一处不用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1)[清]吴趼人：《情海》，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年，第3页。在吴趼人等看来，要改良社会，必须道德普及，道德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他们都用旧道德作为评价的标准。合于旧道德的，给予热烈喝彩；不合旧道德的，给予猛烈抨击。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仍然热衷于表彰义仆代主受戮、孝女卖身赎父、妓女殉情人以死之类的事迹。有一个叫桂琬的女子，十七岁上死了丈夫，决心身殉，刚好母亲病危，便焚香告天，请求以身代母，拔刀自刎。吴趼人以此为主要情节，特地替她写了传记小说，满怀感叹地说：“死而节教兼备，抑亦奇女子矣！”(2)《桂婉节孝记》，《月月小说》十二号。和吴趼人同时编辑《月月小说》的周桂笙则认为中国女子由于“礼教束缚”之功，养成了“天下莫与伦比”的美好品德，为了博取“清节贤孝”之名，宁可牺牲毕生欢娱，即使所适非人，也自甘薄命，不敢怨天尤人。(3)《自由结婚》，《月月小说》十四号。这些小说的作者，通过艺术形象，赞美、褒扬“忠孝节义”，和当时主张“复古”的旧文人并无不同。

这些小说的道德理想大都体现在它们的“正面形象”里：“年高有德”的长者，“通达贤明”“一生厚道”的太夫人，“耿介刚直”的知识分子，“爱民如子”的清官，孝子、烈女或出身簪缨世家的书香子弟。例如报癖的《新舞台鸿雪记》，第一回就写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名为“老大帝国之老大”。据描写，须发斑白，精神面孔，比少年人还要强健、光彩。他认为只有“国粹药”才是救中国的万灵法宝。什么是国粹呢？这就是“我们国里独有的特色，古时候，一代一代的圣贤传了下来”的道德和文化。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写到的主人公姚老先生，平生最佩服孔夫子，也是这一流人物。又如《学界镜》一书中年轻的主人公方真，作者写他出身桐城世家，乃祖乃翁的旧学都极有名望。本人至性真纯，自幼仁厚，群经诸史，今古文词，无不熟悉，平生志愿就在于教育那些“脑筋锢蔽”“性质恶劣”的“下等社会”人物，使他们都能有点道德。他和上海务本学堂的女生郑子范互相倾慕，但必待告知其母太夫人，得了许可，方才“照文明礼娶了过来”。

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小说产生过很多很多。这里，我们须要着重分析著名谴责小说作家吴趼人的几部小说。

《恨海》描写一个孝子，一个烈女。孝子陈仲霭认为侍奉父母是人之应尽天职，在“拳乱”之际，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留京陪伴父亲。烈女张棣华在母亲生病时，割臂疗亲，又能谨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大义”，虽与未婚夫一起外出逃难，仍能处处避嫌。后来未婚夫成了浪子、烟鬼，她却坚持从一而终。未婚夫病故后，即割发出家，不愿另婚。

《劫舍灰》与《恨海》主题大体相同。女主角陈婉贞历经“劫难”，在听闻传说未婚夫染时疫而死后，立志守节，后来未婚夫另娶别女，陈婉贞却能与她和睦共处，不分妻妾。

《情变》主张婚姻要由“尊长做主”，其中守节抚孤的何彩鸾则是与张棣华、陈婉贞同一类型的女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谴责社会黑暗为主，其中的“正面人物”无例外地是旧道德规范的体现者和旧文化的维护者。蔡侣笙，这一位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被描写为耿直、清廉，非义不取、无功不受的道德典型，在出任蒙阴知县时，被百姓誉为“青天佛菩萨”。小说主人公“九死一生”的堂姊认为女子读了《女诫》《女孝经》之后，自然明理，德性就有了基础，就不会再干什么“丧德”之事。吴继之大讲子道、孝道、友道、亲谊之道。他和“九死一生”都认为孔子、岳飞等都是至高无上的完人，不能对他们有任何非议。第六十一回二人曾有一段议论：

九死一生：“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

吴继之：“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

吴趼人通过二人之口表达：生在千年之后，议论古人，就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这一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是，时代不同了，对古人提出新见解、新议论，以至有所批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责备非难。书中写到，当时有人指责孔子为“迂儒”，二人对此尤为不满。书中的这一情节应是当时社会中的实有情节。小说主人公吴继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这一形象的创造者吴趼人的思想，反映他本人的观点和态度。

二

任何文学流派的形成都和一定的社会思潮有关，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动向。辛亥革命前夜，这股以宣扬旧道德为核心的小说潮流代表了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呢？

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五四”以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曾经和封建地主阶级作过一定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便要求进行相应的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从而形成当时文化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改良派落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登上舞台，其中某些人，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少，曾经以较高的腔调喊出文化革命的要求。他们零零星星地上阵打过几个回合，创办刊物，著文立论，批判封建文化，批判孔孟儒家学派，批判封建专制、宗法制度，批判封建道德、伦理、纲常，号召人们冲破家族、政治、风俗等社会网罗，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化、新道德和新的社会秩序。在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心目中，旧时代的传统的偶像不再那么神圣，旧时代的文化并非璀璨无比。他们中有些人敢于批评孔子，敢于对旧文化、旧道德提出非议。例如当时有人就说过，世界文明一天天进步，现今文明胜过古时，怎么可以拿文明不及现在时候的法儿在现在推行呢？如今的人，“说圣贤是万古之师，这真是放屁的话”，认为孔子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5)《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有人则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皆以压制为要义”，三从七出，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要求以强力拥护个人自由。(6)《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有人则号召“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7)《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期。，认为“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其奈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何！徒增阻力于青年之吸引新理、新学也。”(8)《好古》，《新世纪》第24期。这些言论，虽然缺乏分析，否定过头，带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毛病，在“五四”以后，曾经被一部分浅薄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为洋八股、洋教条，但在当时，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反对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9)《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833页。

针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文化批判，保守力量发起同样有绝对化毛病的“保存国粹”运动，号召人们保卫旧文化、旧道德，企图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他们制定了“教忠”“明纲”“宗经”等文化方针，极力向人民宣传“三纲”是中国历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声称孔子是“集千圣、参天地、赞化育”的伟人。在这股复古主义思潮里，从维新派退化而为保皇派的康有为、严复等人扮演了极为活跃的角色。原先，他们推崇光绪皇帝，企图利用“君权”推进改革、变法，现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走上历史舞台，推倒君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成为时代发展要求，于是，他们的立场和声调就与前大不一样了。其表现之一是美化中国历史，宣称中国并无封建压制，人民在两千年前就享有了自由权利，平等已极；其表现之二是美化中国古代文化，鼓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所谓“道统”，尤其致力于旧道德的宣扬。当时有一篇《论近日人心宜重古道》的文章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思想。中云：

夫治世之道……要当以人心为本。……变革也者，变其末俗，而非变其本始；革其弊俗，而非革其道要……窃思我中国者，为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国，大圣孔子，生当春秋之季，拨乱而返诸正，修明六艺之道，俾我黄虞之裔，群仰日月而津江河，盖可谓之至圣矣。

近十年来，士夫之知识虽稍有进步，而德行之衰落则日益加盛，……吾是以知中国人心之腐败未能骤去，而改革之图，欲变其本，则必益加之厉，固不若以古圣贤道德之教，率先天下，其计为犹愈也。(10)《论近日人心宜重古道》，《东方杂志》第3卷第2期。

他们不仅写文章，而且作演说，告诫人们，特别是青年，例如1906年，严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就曾发表讲话，事君必不可以不忠；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男女授受不亲；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行为，必将为复载所不容。(11)《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

辛亥革命前这些以宣扬旧道德为核心的小说，正是这一复古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时期刚刚开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要求。

打开这类小说，可以发现他们不仅充斥着陈腐的道德说教，而且充斥着世风不古、道德沦亡的慨叹，批评锋芒大都指向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新道德，反面形象大都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例如前述提倡“国粹药”的小说《新舞台鸿雪记》，同时批判“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革命花”，天笑的神话小说《诸神大会议》，深惜旧礼法蠲弃殆尽，预言再过数十年，道德必将扫地。小说通过孔子的口吻说：“今之少年，自放于礼法之外，与我当日‘弟子入则孝’之一章，真背道而驰矣。”

在上述小说中，一切离开旧文化、旧道德的趋向都被称为蔑圣弃祖，尽忘其本，信奉反封建的平等思想的青年都被视为人格腐败到了极处，是“无父无君的败类，毫不就道德的范围”(《新舞台鸿雪记》)。具有反对封建家族思想的人被说成“误认天赋之权的，剽窃外国哲学的皮毛，借着爱国保种为口头禅，却一旦要灭自己的家门，杀他自己的父母”(《黄绣球》)。妇女们争取婚姻自由的呼声被污蔑为“假此文明之目，遂其淫奔之私”，是丧尽天良，不知廉耻(《诸神大会议》)。如此等等。

三

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辛亥革命前这股以宣扬封建道德为核心的小说潮流不仅反映了当时保守力量对新的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恐惧和对抗，实质上还反映了他们对民主革命的恐惧和对抗。这些小说大部分产生于一九○五年以后，正是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时期。它们的作者无例外地都反对革命，从根本上拥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将宣扬封建道德视为阻遏革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好办法。例如一九○六年，江西萍乡、湖南浏阳、湖南醴陵爆发有同盟会员参加的会党、矿工的武装起义，革命军迅速占据许多重要市镇，发布文告，宣称“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力，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权，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12)《丙午萍浏醴革命军实录》，冯自由：《革命逸史》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073页。在这以后，吴趼人很快就写出《上海游骖录》，表示他对“轰轰轰，萍乡乱，醴陵乱”的忧惧，攻击革命党人不过看了两部译本书，见有些什么种族之说，异想天开，倡为革命逐满之说，装成疯疯癫癫的样子，动辄骂人家奴隶，以逞其骄人素志。吴称：“以僕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萧然郁生的《新镜花缘》则借书中人物之口，建议统治者切实地实践封建道德，对人民要“仁爱为怀，以示德惠”，据说，此乃收服民心的不二法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既顺，那党人自然而然消灭，哪里还会有什么革命呢！天笑的《诸神大会议》则一方面建议清廷派知兵大员，坐守东南，镇压嚣张的民气，一方面又要求速设礼学馆，编成新典礼。

道德，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13)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2卷，第127页。一切道德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的产物，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封建旧道德则反映封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历史证明，当封建统治者刚刚建立起统治时，总要刻不容缓地建立其道德体系来；当其统治受到革命力量攻击、摇摇欲坠时，总要忙于“整饬道德”，藉以维系人心，维持统治；当其统治被推翻时，则藉助于封建道德，抵制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哪一个时期大量出现宣扬封建旧道德的作品，也总是那一时期社会斗争尖锐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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