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乌冲突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次大型军事冲突，网络技术已经内嵌入战争进程，基于网络技术的算法认知战成为与现实战争有所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第二战场”。获得美西方技术援助的乌克兰在该战场占据明显优势，从而影响整体战事的最终走向。俄乌冲突是一个网络技术作用于战争的鲜活案例，向我们展示当下信息强国算法认知战的新特点，也对我国从话语博弈、科技博弈、战略博弈等方面，加强信息领域安全建设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俄乌冲突 算法认知战 数字平台 社交机器人

2022年2月以来的俄乌冲突是人类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的一次大型军事冲突，它在多个方面重新建构了人类战争的规则。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数字平台在全球广泛布局等因素，赋予了这场舆论战丰富的信息量、即时的传播速度和全民的参与度等新特点。除现实世界的武装冲突外，在互联网上的“算法认知战”成为相对独立的“第二战场”，这是一场以算法技术为底层逻辑、以认知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网络战争，该战场的胜负在很大层面上影响到现实战场的走向。俄乌双方都在采取以特定战略目的为导向、最新技术特征辅助的“计算宣传”手段，进行激烈的“意义争夺。俄乌的算法认知战其实早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台之际就已经交锋，随着冲突的爆发而迅速升级，从此前的“暗战”转化为“明战”。历史上，从一战时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战争宣传”的重要性，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将其定义为“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动的技巧”，认为宣传策略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传媒技术不断进步，舆论战的运行机制从第一次“媒体战争”、第一次“电视战争”，再到俄乌冲突所引发的一次平台战争，传播之于战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机制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俄乌冲突中双方进行了算法认知战的哪些部署?这场宣传博弈又在哪些方面提供了警醒与启示?本文将从信息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剖析俄乌冲突算法认知战的运行机制。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空间成为各国权力争夺的新领域，而算法认知战的制胜关键在于各国对制网权的掌控能力。近年来，在“计算宣传”盛行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政府主体频繁地利用互联网与数字平台，进行政治和军事议程设置，本质上还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力量博弈。

认知泛指主观认识客观事物的心理过程，包括个体考虑抽象事物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每个个体对事件信息进行存储和编码的认知进程，又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整体认知。算法认知战的目标就是为了引导和形塑受众的社会认知，它通过开源数据与社会计算等新技术，利用数字平台的传播叠加效应与心理学中的沉锚效应，作用于受众认知，并进一步影响受众的情感、动机、判断与行为。宣传战有悠久的历史，伴随传播手段不断演变。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平台的争夺变成了认知战的新领域，古典的舆论战与人工智能等各种新技术结合，成为如今的算法认知战。信息强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对他国网民释放特定的信息，影响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判断，进而达成政治目标。一旦形成认知固化(cognitine rigidity)，为了保持认知的一致性，受众将更倾向于根据已有的假设、倾向和认识来理解信息。换言之，当受众产生了对他人或他国的印象时，就会易于接受与预期相吻合的信息，即便对方表现出中立或友好的行为，也会被无视或曲解。

网络和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促使人类战争向更多维度空间延伸开来，除陆、海、空、天四个维度外，网络、心理、认知等都成为冲突对抗的新空间。继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天权论后，以“网权论”为理论核心的信息地缘政治体系逐渐兴起壮大。有学者认为，信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资源，数据是“新石油”，而信息地缘政治就是国家间抢占“新石油”的过程，具体包括抢占决策准确性、信息影响力、指挥联络能力、数据经济的制高点等。与传统地缘政治相比，信息地缘政治具有“由国家到个人”“由真实的物理世界到虚拟世界的动员和力量”“由旧媒体到新媒体”三个新转变。

宣传是一种传播观点或见解的信息表达手法。当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逐渐兴起壮大，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技术全面介入传播，宣传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且这种转变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2016年美国学者伍利(Samuel Woolley)和英国学者霍华德(Philip Howard)正式提出“计算宣传”的概念，即使用算法、自动化和人工策划展示等手段进行的有目的地在社交平台上操控和分发虚假信息的传播行为。计算宣传的核心是使用算法技术，它具有隐匿性、自动化和精准化等特征。也因其具备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属性，计算宣传既是一种影响政治的技术力量，也是一种操纵舆论的宣传方式。

在运作机制方面，计算宣传充分利用了其技术优势，以“内容+技术+渠道”的完美组合操纵网络舆论，在内容方面瞄准争议性话题制造社会冲突和分歧，在技术方面通过算法技术快速传播政治模因，在平台方面利用中介化的社交媒体塑造注意力中心，从而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再细究其具体操作规律，计算宣传是以“垃圾新闻”为载体、以政治机器人为工具，在其所构建的“回音室”或“信息茧房”下发挥作用的。近年来，已有证据表明多个国家都开展了有组织的计算宣传活动。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81个国家曾使用或正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计算宣传，其中在62个国家发现了政府机构使用计算宣传操纵舆论的证据。西方学者对计算宣传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本质是操纵舆论、误导大众的政治行为，会带来撕裂社会共识、引发网络情绪极化、加剧政治冲突等消极影响。

在俄乌冲突中，双方均在网络空间做出相关战略部署，通过在数字平台上的意识形态博弈武装自身、攻击对方，抢占战争的道德制高点，进而影响整个战局的舆论走向。其中，俄乌两国存在截然不同、相对封闭的舆论场，但也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既有作为旁观者的他国网民，也有一些游走在舆论场边缘的本国用户。这些中间地带成为信息地缘政治博弈的前沿，同时也是算法认知战最起作用的区域。要论证算法认知战的运作机制，可从计算宣传的内容、技术和渠道三个重要维度进行论述。

内容生产是算法认知战的起点，其核心在于塑造正义的“自我”和敌对的“他者”，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例如民族主义)来阐释战争的正当性，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外延。在算法认知战中，这些话语往往通过领导人讲话、报刊社论、官方报道等形式发布，成为算法认知战的主流话语。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军事冲突之前的电视演讲视频“有必要再一次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全网发布。而泽连斯基则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始终留守基辅，宣称乌克兰最终将成为这场“爱国战争”的赢家。由于成功塑造其“战时总统”的媒介形象，泽连斯基支持率也回升至91%。除领导人亲自下场外，两国的官方媒体也在开展“意义争夺”的计算宣传，有选择性地裁剪战场的相关信息，甚至不惜借助“垃圾新闻”造势。因此，俄乌冲突半年多来，受众从前方媒体获悉的信息都只是“片面真相”，即使有宣称全局性的报道，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战略需要而打造的特定信息。

在两国进行算法认知战过程中，假新闻的出现是必然现象。“国际假新闻”是指新闻在跨越国界的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虚假现象，包括无事实根据的和有事实根据但部分要素失实的假新闻。自一战时起假新闻作为一种攻击敌人与合法化自身的武器弹药，在国际战场上发挥着宣传作用。随着技术迭代和升级，假新闻和误导信息(misinformation)隐蔽性越来越强，成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信息武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假新闻突破了文字的限制，转而向图片伪造和视频伪造领域发力。如传播主体可以利用绿幕合成技术，将实地场景和主体人物拼接，通过剪辑和配音制作出主人公“身临其境”的虚假视频。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泽连斯基为了证明自己身处基辅，曾发布过数条基辅城市背景的自拍视频，但却被俄罗斯电视台质疑使用了绿幕合成技术。又如，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通过自动化的手段创建扭曲事实的视频，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实现和平》《呼吁乌克兰士兵放下武器》等视频都是较为典型的“深度伪造”案例。《深度伪造》一书的作者尼娜·希克对此评价道:“即使是这样粗陋的视频也会腐蚀人们对真正媒体的信任。人们会开始认为，什么都可能被造假。这是一种新武器，也是假信息的一种有效形式。”

与传统新闻机构的编辑分发相比，数字平台的社交分发是隐蔽的、不透明的。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推送是当下数字平台最倚仗的技术之一，算法的普遍应用使得网络媒体进入以智媒为特点的3.0时代。作为一种全新形态的信息传输与处理方式，算法推送集人工智能、算法推介、数字编辑技术优势于一身，呈现出人性化、个性化、高效率等特征。依托智能推送技术进行新闻生产的媒体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描绘精准的用户图谱，投送与之相匹配的信息。根据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数字足迹”或“数字面包屑”，这些内容都被储存为“个人使用记录”，后台可以通过归纳得出该用户的个人兴趣、偏好选择、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等，计算出该用户的身份、阶层、生活习惯和政治倾向。

学者梅尔维·潘蒂(Mervi Pantti)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后提出了“文化混乱”这一全新的话语秩序结构，指出了信息流的多孔性之于议程霸权控制的影响与变化。在数字平台上，社交机器人是一种主导信息流的潜行力量。在俄乌冲突中，大量的社交媒体用户被证实是社交机器人的隐藏身份。社交机器人是一种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自主运行、自动发布信息并进行互动的智能程序，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能够与人类用户进行互动。作为计算宣传中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算法技术手段，社交机器人深度隐匿在真实用户之中，从发帖模式到用户档案都具有高度仿真性，同时具备强大的信息分发能力、混淆公众视听的能力和虚拟意见领袖的塑造能力等。而作为一种效能强大的信息武器，社交机器人在算法认知战中可以投放“信息炸弹”:它能在5分钟内生产和发布一万条不同的原创信息，并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转发与点赞。俄乌冲突存在着双方频繁使用社交机器人的痕迹，多个与战争相关的内容都得到社交机器人的助力。如乌克兰安全局宣称发现并关闭了俄罗斯十几个对社交机器人账号进行管理的机器人农场。这些机器人农场使用了超过10万个虚假用户，超过100个GSM网关设备、近万张SIM卡等。

俄乌双方也在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增加传播效果。传播的渠道由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决定。学者阿芒·马特拉指出，全球传播形成的过程是从17世纪开始，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从历史角度衡量，自从17世纪起，西方世界就已经铺设全球传播的渠道。因此，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乌克兰获得了更多传播渠道，西方国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或封锁了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与俄罗斯用户的信息消费。如欧盟禁止“今日俄罗斯”(RT)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欧盟境内的播映。俄罗斯也将西方媒体悉数封杀，但在国际影响力上，俄罗斯显然无法与搭建全球传播体系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拟。

在当下俄乌冲突中，数字平台成为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在信息全球化过程中，美西方主导的推特、脸书、优兔、谷歌等数字平台成为全球大部分网民普遍使用的网络工具，并深深嵌入全球传播体系之中。相比而言，俄罗斯主导的数字平台只有VK、Yandex等少数几家，影响力仅限于国内，不足以为俄罗斯的信息推送提供海外渠道。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数字平台这种商业模式已经深入资本主义内核，扩大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用户在使用平台的同时也被平台所操控、塑造。西方大型数字平台的全球推广导致了“平台殖民主义”的出现，网络世界正在形成一种信息强国控制其他国家的全球殖民体系。一旦大型数字平台参与算法认知战，极有可能在暗中为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掩护。例如，在本次冲突中，俄罗斯在社交媒体安插的社交机器人及其农场更容易被集体揪出，这与数字平台本身的政治倾向有着密切关联。

通过对算法认知战机制的梳理，就能理解俄罗斯在当下冲突中处于所谓“被动局势”的真正缘由。西方国家的介入提升了乌克兰算法认知战中的战力，并掩盖了俄乌在现实层面军事差距。俄乌冲突中的算法认知战是一个难得的样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昭示出未来国际冲突的趋势。如何在算法认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将是中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中国在多个层面将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激烈竞争，面对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算法认知战，中国必须在三个方面有所对策。

(一)话语博弈:通过“意义之争”获得合法性

在这场算法认知战中，话语博弈作为战争的主角而非辅助角色发挥作用。俄乌双方都希望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塑造不同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抢先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道德高地。关于话语体系的具体打造，俄罗斯以“宏大叙事”为主，试图从历史流变的维度质疑乌克兰的国家合法性，而乌克兰则更偏爱“差异叙事”，通过社交媒体讲述个体感受、个人命运，更多呈现网民碎片式的“个人叙事”，从个人视角抨击俄罗斯的“攻击性民族主义”。在情绪先行、事实滞后的“后真相时代”，情绪化的信息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有利于拉近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浓烈的情绪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在诉诸恐惧(fear appeal)的情绪框架模型下，通过对战场景象、民众生活、惨痛历史的记录，尤其是一些视觉内容产品或个体故事，将用户卷入对战争的恐惧情绪中，把“旁观者”变成“当事者”，把“不在场”变成“潜在在场”，在此基础上为受众提供“在场”的人道主义情感，进而引发受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战争的回避。相比而言，“宏大叙事”话语对普通受众而言有距离感，不易被接受。互联网被称为“弱者的主场”，乌克兰的抗争话语往往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同情。因此，对中国而言，应当打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话语体系，积极利用在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弱者”位置，有理有据地打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下坚持和平发展的独立自主、公道公允形象。

在战争史中，军事科技力量一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变量。这一定律在俄乌战争的算法认知战层面同样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双方对数字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技术的运用上。在网络通信和情报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计划对乌克兰提供支援，该计划包括1.2万颗卫星，其中1584颗将部署在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该计划有助于监测俄军的动态，也有助于提升乌军的打击精准度。在虚假信息投送方面，绿幕合成与“深伪”技术的运用使图片伪造和视频伪造成为现实，由此假新闻的隐蔽性进一步增强，“战争迷雾”(fog of war)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生产舆论信息、营造意见领袖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社交机器人试图通过制造“沉默的螺旋”来左右舆论的走向。乌克兰军队投入使用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GPT-3模型网络，它有1750亿个参数的自然语言深度学习模型，能够自动生成信息、快速影响目标人群。对中国而言，必须对西方的“战争迷雾”策略有所警惕，尤其注意网络中执行特定任务的社交机器人。同时，组建相对应的网络战略部队，提升中国人工智能科技水平，促进信息科技向军事领域转化的过程。

在算法认知战中，拥有大量用户的数字平台往往具有主导议程的能力，是计算宣传中关键的一环。21世纪以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信息全球化工程实现了大量数字平台的全球推广，提前布置数字信息发布渠道。拥有数字平台支援的一方进可攻退可守，掌握了战略主动，形成降维打击，有层次、有节奏地主导着用户的认知。数字平台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可以选择性让用户看到平台希望用户看到的信息，同时屏蔽不想让其看到的信息。这种战略性布局占据了信息地缘政治的有利地形，在战争开打之前便占有绝对优势，提升自身作战维度打击对手，这是效费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多年来，美国将推特作为其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对他国推行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宣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强调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使普通人有能力改变他国政府，使其变得更加开放”。美国大力支持民运活动人士和记者群体使用数字技术去挑战他国政权，互联网能够放大所谓“民主斗士”们的影响力。在过去10年全球多次“颜色革命”中，推特等数字平台都在计算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而言，必须要看到美国“平台殖民主义”的真实面孔，对其计算宣传保持警惕，不要被推特或脸书上的内容所蛊惑。同时，中国也应当大力发展自己的数字平台，扩大海外影响力。目前，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已拥有数亿国内外用户，在海外也获得了一定影响力。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次大型军事冲突，俄乌冲突展现了算法认知战的丰富图谱，该战场与现实中的战场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在正当性的争夺上，通过认知战掌握道德高地有助于获得国际援助与支持，同时达到孤立瓦解对手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俄罗斯在战场中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维度上的被动局面。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必须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是该格局的主导者，尤其是紧紧把控大型数字平台的美国。在和平时代，西方也热衷于采用数字平台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试图将互联网与数字平台作为“特洛伊木马”，而战争则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和西方在数字领域的绝对优势。对于有可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博弈状态的中国而言，必须提前熟悉算法认知战的相关机制，关注战略性内容、技术和渠道的打造。同时，更需要注意到数字平台的相关特点，包括用户心理、传播规律、平台生态等，并且在话语、科技与战略三个维度上加强作战能力，力求处于不败之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郝婧怡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ZDA3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