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若干所国内大学对本科生提出了必须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或艺术类课程中进行跨学科选修的要求，这是我国高校公共选修课制度确立的标志。中共中央于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要“增加公选课，减少必修课”。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国高校基于选课制、学分制与通识教育的特点，并结合自身学生的培养目标，建立并逐渐完善公共选修课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前，我国高校的公选课建设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是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应注重课程质量的提升与教学效果的保障，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校公选课建设的必由之路。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高校公选课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现象进行了探析，但目前还较少涉及学生逆向选课问题。逆向选课由逆向选择一词改造而来，是指学生以获得高分或容易通过课程考查为目的，不考虑该门课程能否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趋于合理和完善的选课行为。在高校公选课的选课过程中，逆向选课已成为一种现象级行为。逆向选课助长了功利化学习风气，不利于学生们建立正确的学习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弱化了公选课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特长的作用，最终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未达到预期发展水平。同时，逆向选课行为会导致要求不严、易得高分的劣质课程“驱逐”优质课程，浪费教学资源，有碍于我国高校公选课内涵式发展。高校公选课是我国本科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逆向选课行为也通过其作用于本科教学体系整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以本科为本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因此，研究高校公选课选课过程中的逆向选课行为的形成原因及相应的干预措施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20世纪上半叶，学习动机研究主要受行为主义思想影响，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机械论学习动机观。机械论学习动机观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本能论、驱力论、需求层次论、强化论等理论。学者们对我国高校公选课的研究成果与机械论学习动机观的某些观点相契合。毛晋平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学习动机、内容多功利性和实惠性。在《大学公共选修课的调查分析》一文中，郭德侠指出大学生在选择公选课时往往带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倾向。
对个体认知因素的关注逐渐成为学习动机研究领域的主流，认知论学习动机观随之形成。认知论学习动机观强调的是内部动机作用。学者们将认知论学习动机观应用于我国高校学生学习状况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梁丽萍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追求成功具有较高期望，而较少担忧可能遇到的失败。大学生学业成绩与成就动机呈正向相关。
社会认知论学习动机观认为，学习动机的形成不仅受到自我效能、期待等自身主观因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在《大学生的选课行为及心理研究》一文中，纪滨、秦锋、马丽指出，学生的选课行为和心理受到“所选课程与所学专业密切程度”的影响，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郭德侠认为，大部分学生有着积极的选课动机，但同时他们又偏向于能为自己带来实用价值的课程。
已有众多学者涉足我国高校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这一问题的研究，但目前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细化程度不足，概念界定较为模糊，将学习动机等同于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基于现象讨论现象，停留于现象描述，较少基于相关理论去进一步探究逆向选课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采用逻辑推理法、叙述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较少采用；未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整合各类影响因素对逆向选课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已有的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将高校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将大学生置于真空环境下分析其逆向选课行为。
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下简称“DTPB理论”)不仅能将各类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分别置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分析子系统内进而整合研究行为意愿及行为，而且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基于具体行为的特点解构出相关前置变量进行深入的针对性研究。因此，本文在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开展研究，能有效考察各类内、外部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大学生公选课的逆向选课行为意愿，而且有可能提出对大学生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并有益于后续研究工作向纵深推进。
本文研究我国大学生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在研究过程中将涉及潜变量的测量以及多个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刻画，而这正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优势所在，因此本文选取结构方程模型作为数据分析工具。
目前，我国大学公选课是本科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于我国公选课体制的特点，为保证数据的纯净性、分析的有效性，本文选择全日制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
为保证测量变量的一致性与准确性，现将本文中变量的操作性定义界定如下：
1.行为态度，是指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它与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形成具有直接联系。
2.主观规范，是指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形成的压力认知，即大学生通过感受外界环境的期望、规范及顺从这些期望、规范的行为动机而形成的行为准则。
3.感知行为控制，是指大学生在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形成过程中感知到的容易或困难程度，是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形成的阻碍和促成因素的感知。
4.逆向选课行为意愿，是指大学生对实施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概率的判断，反映了大学生关于逆向选课的行为意愿。
5.知觉有用性，是指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满足其获得高分、提高绩点等需求的主观期望。
6.知觉易用性，是指大学生认为逆向选课行为全过程中选课、学习、考核等各环节的难易程度。
7.兼容性，是指逆向选课行为符合大学生的价值观、先前经验和当前需求的程度。
8.同级影响，是指学长、学姐及同学、朋友关于逆向选课行为的观点或做法对大学生的影响。
9.上级影响，是指老师、家长关于逆向选课行为的观点或做法对大学生的影响。
10.社会媒介影响，是指社会风气或各类媒介传播的社会观念对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影响。
11.自我效能，是指大学生对于自身能达到逆向选课的选课、上课、考核等要求的能力大小的判断。
12.便利条件，是指在逆向选课行为全过程的选课、学习、考核等各个环节中大学生能利用的外在资源。
解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主体对某一行为所持的态度越积极，则执行该行为的意愿就越强，反之则意愿越弱。当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持积极态度时，他们更可能会进行逆向选课。已有研究基本都将态度作为选课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与其逆向选课行为意愿正相关。
基于Venkatesh与Morris的观点，行为主体接触到新事物时，主观规范对其行为意愿发挥显著性作用。当大学生打算逆向选课时，会意识到重要关系人对其逆向选课行为所持的赞同或否定态度，会感受到所面临的压力。这实质上是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对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是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直接影响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其二是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影响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的态度，进而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的态度又影响其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与H4：
H2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与逆向选课行为意愿正相关。
H4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与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正相关。
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越多、阻力越小时，其感知控制就越强，其执行某一行为的意愿就越强。Hirose认为，社会规范评估、可行性评估与感知信息是环境态度影响行为意愿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可行性评估与感知信息属于感知行为控制范畴。在形成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前，大学生会寻找逆向选课的相关信息，加强对逆向选课的认知。如果相关信息匮乏，进而导致认知困难，则最终也会阻碍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形成。感知行为控制对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影响也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其一是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其二是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的态度，进而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的态度又影响其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与H5：
H3大学生的感知行为控制与逆向选课行为意愿正相关。
H5大学生的感知行为控制与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正相关。
依据解构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知觉有用性、知觉易用性与兼容性会影响行为主体对行为的态度。在进行逆向选课的情境中，当大学生感知到逆向选课可以为自身带来不同形式的收益时，其会对逆向选课行为持有正向态度。知觉易用性则是指当大学生感觉进行逆向选课的过程简单且易操作时，会对逆向选课行为持有正向态度。在逆向选课情境中，当逆向选课与大学生自身秉持的学习理念及先前经验兼容时，其会对逆向选课行为持有正向态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1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与知觉有用性正相关。
H12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与知觉易用性正相关。
H13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与兼容性正相关。
主观规范的形成与个体模仿、暗示、从众、服从等心理因素有关。此外，还与社会认知有密切关系。在逆向选课情境中，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等各类嵌入作用通过同级影响、上级影响、社会媒介影响等形式促成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形成，并进而影响其逆向选课行为意愿。本文将大学生进行逆向选课的主观规范解构为同级影响、上级影响、社会媒介影响3个二级潜变量。当师长、朋友或同学对逆向选课行为持有积极观点或建议时，他们会鼓励大学生尝试进行逆向选课，此时其可以明晰地感知到进行逆向选课是周边群体所认同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1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与同级影响正相关。
H22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与上级影响正相关。
我国现有的各类社会媒介所宣传的社会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都会使大学生明晰地感知到社会大众对逆向选课以及逆向选课带来的结果所秉持的观点或态度，模仿、从众、服从等心理因素作用将影响到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形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3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主观规范与社会媒介宣传正相关。
依据解构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自我效能在内部控制范畴代表行为主体实施某一行为的自信程度感知，而便利条件则在外部控制范畴代表行为主体实施某一行为的资源约束程度感知，这两个二级潜变量都会影响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变量。在逆向选课情境中，当大学生对自身进行逆向选课的能力越自信时，即自我效能越高时，或感知越容易获得逆向选课所应具备的相关资源时，即便利条件越多时，其对逆向选课的掌控感就会越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1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正相关。
H32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与便利条件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生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
本文的量表是在沿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具体情境而开发的。本文首先进行了关于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开放式调查。基于开放式调查问卷的数据，结合Davis、Taylor、Todd、Moore、Benbasat所开发的量表，设计了本文的知觉有用性、知觉易用性与兼容性的量表部分；参考Taylor和Todd开发的量表，设计了本文的同级影响、上级影响、社会媒介影响的量表部分；依据Compeau、Higgins和Ajzen开发的量表，设计了本文的自我效能、便利条件的量表部分；本文的行为意愿、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部分的量表则是在充分参考Davis、Taylor、Todd、Venkatesh等开发的量表基础上制定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预测试，并根据预测试结果计算量表中各题项的分辨力，删除分辨力弱的题项，形成正式量表。为防止回答定式现象影响数据的有效性，量表中设置了三道反向题。本文的正式量表如表1所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
表1 调查问卷各变量测量指标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数据采集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采用实地发放问卷与网络发送问卷形式，融合线下调查与线上调查的优势。问卷发送院校涵盖北京市部分985院校、211院校与普通院校，在充分考虑院校层次与生源素质基础上实施分层抽样，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共计发放调查问卷906份，实际回收问卷786份，问卷回收率为86.75%。返回的786份问卷中，有效问卷743份，有效率为94.53%。
本文量表中所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设计。为降低社会赞许性误差，问卷指导语说明了本次问卷调查为纯学术研究，并强调了被试信息的保密性、匿名性以及用途。
图2 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利用amos 21软件对设定的理论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估计各种相关参数，各指标如表2所示。某些测量指标的负荷系数未达到理想下限0.7；某些路径系数值较小；、RMSEA、GFI等指标也未能达到理想的拟合优度。这表明本文设定的理论研究模型与所得数据未能理想拟合，理论研究模型尚不能较好地解释大学生的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因此需要对模型加以修正。
表2 标准化因子载荷、路径系数的估计与假设检验
注：表示 值小于0.001
表3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在模型修正中，本文综合依据修正指数(MI)、负荷系数、问项含义、复平方相关系数与经验法则加以判断，基于一次修改一个参数、逐步修正逐步检验的原则，依次删除负荷系数低的测量指标、系数值较小并且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路径。
1.测量模型修正
测量模型的信度可以用项目信度与组合信度加以衡量。项目信度的理想值应达到0.7以上。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则是使用组合信度加以评估，其理想值应达到0.6以上，组合信度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为观察变量在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负荷系数，为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本文的测量模型修正后，观察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系数如表4所示，只有观察变量a3对知觉有用性的标准化负荷系数为0.647、观察变量c1对兼容性的标准化负荷系数为0.688，略低于0.7，其他观察变量的标准化负荷系数均高于0.7。
组合信度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所有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值均高于0.6。
表4 标准化因子载荷估计与假设检验
表5 组合信度
本文的测量问卷以解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并参考相关文献，因此能较好地涵盖本研究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评估一般是以收敛效度为主，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可以基于观察变量的负荷系数显著性程度与平均方差抽取量来加以判断。如表4所示，本文中测量模型的观察变量负荷系数均达到0.01的显著水平。平均方差抽取量公式如式(2)所示。
其中，为观察变量在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负荷系数，为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平均方差抽取量的理想值应在0.5以上。平均方差抽取量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所有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值均高于0.5。
表6 平均方差抽取量
2.结构模型修正
本文中的结构模型修正以后，路径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保留的路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修正后，本文中的结构模型拟合优度指标如表8所示，只有卡方自由度比未达到理想值(由于样本数过大所致)，其他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理想值。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最终如图3所示。
表7 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表8 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
图3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基于表9与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受到行为态度因素(路径系数为0.437)与主观规范因素(路径系数为0.383)的显著影响，而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
在初始理论模型中，本文将行为态度因素解构为知觉有用性、知觉易用性与兼容性3个二级潜变量。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知觉有用性的路径系数达到0.692。这表明多数大学生认为逆向选课是具有有用性的，但是逆向选课的有用性与高校设置公选课的初衷大相径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逆向选课的有用性依序体现在刷高分、提高绩点；通过考试、拿到学分；出勤考查宽松、利于自由安排时间。尽管问卷也设置了逆向选课前提下能学到知识、培养新兴趣的选项，但是并未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大学生在进行逆向选课时，目的明确、功利性强，这与毛晋平、李峰、董阳等学者的研究观点相符。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的知觉有用性正向促进其逆向选课行为态度的形成。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知觉易用性的路径系数达到0.716。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大多认为，逆向选择的课程学习过程更加轻松、考核标准相对宽松。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规范的课程质量监督体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不同博弈所导致的。这与杨玲丽、潘石仁、张可创、潘旭武等学者的研究观点相符。此外，在知觉易用性测试部分，大多数同学认为为了进行逆向选课需要进行更多的信息搜集、咨询准备工作，并且选择这类课程的难度明显高于按照兴趣出发进行的课程选择。这说明，在当前我国高校公选课的学习过程中，逆向选课并不是个别学生身上出现的小众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数据分析说明，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的知觉易用性会正向促进其逆向选课行为态度的形成。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兼容性的路径系数达到0.755。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大多认为，即使在学校公选课设置合理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会进行逆向选课，以提高绩点或利用课堂时间去从事其他活动，因为这与他们一贯持有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相兼容。这说明尽管逆向选课行为出现在大学公选课学习过程中，但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不局限在大学校园之内。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仅仅依靠高校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应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逆向选课问题的解决。数据分析说明，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的兼容性会正向促进其逆向选课行为态度的形成。基于知觉有用性、知觉易用性与兼容性的正向影响，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大学生对逆向选课的行为态度作用于其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达到0.437，现阶段是大学生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本文在初始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中，将主观规范因素解构为同级影响、上级影响与社会媒介影响3个二级潜变量。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同级影响的路径系数达到0.892。低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尚不完全了解公选课设置的相关信息，因此多是向学长、学姐进行咨询，从而复制他们逆向选课的路线，这种“路径依赖”产生的同化影响作用较大。高年级学生则多是不愿在选课方面花费过多时间，出于“从众心理”进行逆向选课。这与姚江帆、谢妮、张玥等学者的研究观点相符。上级影响二级潜变量未能呈现出统计显著性。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对大学生逆向选课行为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家长在孩子升入大学后，对孩子学业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少数持续关注孩子学业的家长对大学生成绩单分数的构成又不甚了解，只能流于形式上的关注(单纯考查成绩的高低，而不了解成绩如何获得)。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多数认为，大学老师很少会对学生们如何选择公选课给出建议。各类媒介的宣传都或多或少地对“分数至上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社会主流意识的形成影响较大。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大学生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社会媒介宣传具有0.750的路径系数，社会媒介宣传对大学生的逆向选课行为有显著影响。基于同级影响与社会媒介影响，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主观规范对大学生逆向选课的行为意愿路径系数达到0.383。
初始理论模型构建中，本文预设了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并将其解构为自我效能与便利条件2个二级潜变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与便利条件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大学生认为自己能与学长、学姐建立良好关系，从而获取逆向选课相关信息；能在最佳选课时间，完成逆向选课；能通过与老师积极沟通，获得老师好感，并借助各种资源，最终顺利完成课程学习。但是基于自我效能与便利条件二级潜变量评价获取的感知行为控制因素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感知行为控制对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形成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的路径系数达到0.854，并通过显著性检验。无论是来自同学、朋友的同级影响，还是来自各类媒介宣传的社会主流意识，都对大学生逆向选课的行为态度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并通过行为态度间接正向影响其公选课逆向选课行为意愿的形成，即同级影响与社会媒介宣传影响越大，大学生对逆向选课行为所持态度越肯定。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并未获得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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