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小宝、Lily
撰文：Lily
2016年，意类创始人江畔正在为淘宝的一个brief发愁，她已经寻觅广告导演许久，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直到一支广告片闯入视线——淘宝农村《大脚的故事》，强烈的视觉风格，多线程的叙述逻辑，既不失趣味又诉求明晰，把农村题材拍出了新意。
广告片的导演叫席然。
半年后，淘宝原创视频栏目《一千零一夜》横空出世，由意类操刀，席然导演，首创竖屏模式，被誉为中国版的《深夜食堂》。第一集《鲅鱼水饺》播出后，相关产品在两小时内卖掉了近20万只。每晚都有无数人进入淘宝二楼，在一个个或奇幻或温馨的故事中获得疗愈。
淘宝《一千零一夜》
在这之后，导演栏署名席然的广告不断：
快手《我叫李勇敢》，以诚挚的独白打动观众的心灵，展现科技改变世界的力量；
招商银行信用卡“番茄炒蛋”，以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承载深厚的海外学子感情；
方太《王的鸡》，用鸡蛋链接中式厨房和中式邻里关系，魔性又洗脑；
欧派中秋短片《寻脸启事》，以一张老照片跨越时空，诠释疫情时代的别样“思念”；
腾讯99公益日《一块做好事》，用一块钱的视角还原留守儿童的天然之态；
还有，抖音《摇滚老师》和B站《送月亮的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出教育的意义和教育工作者的浪漫......
究竟有着怎样心思的人才能将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故事拍得如此传情达意？席然让人好奇。
之前采访过的广告导演张哲，曾强烈推荐我们和他聊聊：“席然啊，这人很有意思，比我还有意思。”
合作过的创意公司评价他：“经验丰富，很可靠，合作起来很愉快。”
豆瓣这样描述他：“扎实的影像操作基础，配以灵活的发散思维。”
在检索后我们发现，席然早已出名——
他是，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编剧得主，获得过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的赏识，曾是华语电影届的新锐力量。
走到很多人望尘莫及的位置，站在一片坦荡的电影路前，席然一个转身，投入了广告的怀抱。
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席然为什么这样抉择？回望时是庆幸还是遗憾？
从电影到广告的十多年里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昔日的光环？又如何续写新的荣耀？
疑惑太多，好奇心驱使我们联系了席然。
访谈地点，席然绅士地让我们选择。
我们挑了一家环境不错，比较安静的咖啡馆，整个空间被玻璃包围，有很多的书，室内挑高很高，不会觉得压抑。
在遍地咖啡馆的上海，这样的选择理应不会出错。
直到我们碰了面，开始选择饮品，席然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这里有茶吗？”
原来席然不怎么喝咖啡，也很少去咖啡厅，他直言，“咖啡让我睡不着。”
席然是四川人，对茶会天然地感到亲切。这本没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是，从求学到定居，席然在摩登的海派文化中沐浴十多年后，这样的口味，乃至口音仍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时间的磨合剂很强大，席然离开了家乡，扎根在商业蓬勃的土地上；但这种效力又不够强劲，席然看似已融入其中，但内里仍保持着一份“禀性不改”。
上午10点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我们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了解席然的切口。
点上一壶红茶，我们的访谈从咖啡开始：
数英：很惊讶，广告导演不喝咖啡，熬夜拍片时会以茶解乏吗？
席然：我拍片不会困的，我精力还不错。可能是因为我的作息比较规律，早上7:30起床，晚上12点一定要睡觉。如果有东西需要反馈，我会早上起来再回复。
数英：这一点感觉非常不广告导演，哈哈。制片流程变短后，广告导演熬夜处理工作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席然：我有点儿不太喜欢现在拍三天就熬三个通宵的做法，当然，可能有的人晚上才有灵感，但我早上比较有灵感。我觉得早上7:30到晚上12点已经是很长的工作时间了，弄到很晚可能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又把身体搞差了。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事，一定要有健康的工作方式才行。
数英：你是如何养成这种健康规律的工作习惯的？
席然：大概是拍淘宝《一千零一夜》的时候。那时候要拍16集故事，工作量很大，每天拍12个小时剪辑2个小时。我每天10点到片场，晚上12点下班，持续了近两个月，不规律，身体是坚持不下来的。而且，我在拍第三集的时候可能还在剪辑第一集，不规律的话就会乱。这种高强度的节奏让我的抗压能力、协调能力变得非常强，现在好多工作排在一起我都不会乱。
数英：淘宝《一千零一夜》这个系列很经典，记得第一集《鲅鱼水饺》一出来就非常惊艳，带货效果也很好，几乎每天都要打开淘宝看更新了没。
席然：谢谢。我当时觉得可能效果会不错，但也没想到会那么好，作为第一集的《鲅鱼水饺》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后来据客户反馈，整个系列16集的播放量、带货等效果都不错。
淘宝《一千零一夜》之《鲅鱼水饺》
数英：《鲅鱼水饺》用非常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一位“沪漂”的心理状态。我们了解到你并非上海人，很好奇你对上海的认知是怎样的？
席然：淘宝《一千零一夜》几乎都是在台北拍摄的，只有《鲅鱼水饺》我坚持要在上海拍。影片开始我用王家卫的手法瞎晃，让主角穿着时尚，大晚上还戴墨镜，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内心一定是不安定的，即便这个城市非常繁华、五光十色。
这可能和我刚来上海时的个人感受有关系。我是在上海念的大学，后来又在上海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人总要想办法立足、想办法寻求归属感。上海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城市，商业气氛特别浓，广告需求特别多，又讲契约精神，所以才会支撑出来广告业、制片业。
淘宝《一千零一夜》完播后，席然在朋友圈发图文记录
数英：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上海？
席然：我算是误打误撞到了这块土地上面。我爸妈想让我当医生，生活安稳，吃喝不愁。但我可能有些叛逆，喜欢画画，当时想去北京学建筑。后来因为高考分数问题，去了上海学广告。
数英：对大学的选择是误打误撞，选择广告专业也是偶然吗？
席然：我喜欢画画，包括一开始想学建筑，是因为这些都非常地天马行空，只用一支笔就能创造一个世界。
广告和建筑很像，也挺天马行空的。我可以拍自己喜欢的故事，也可以从空白中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就像淘宝《一千零一夜》一样，每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世界。所以我对广告这个方向也是喜欢的，并没有随意选择。
数英：在学校里认识的广告和现在认识的有什么不同？广告导演需要做哪些专业的学习？
席然：广告这个学科很特别，先有实践后有专业。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专业课本里的东西永远是滞后的。所以我不太坚定专业这种事情，我更喜欢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很多时候去上美院、文学院的课，到图书馆借各种感兴趣的书，去研究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甚至进行一些科学的尝试。成为广告导演后我发现，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才是对的。广告导演这个职业真正要做的积累和功课就是这些，了解世界，了解人性，没有这些常识是没办法工作的。
打卡图书馆的路上，席然的记录和见闻
数英：后来做导演的职业兴趣就是在不断探索兴趣的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吗？
席然：广告学没有导演专业的课程，我兴趣又很杂，一开始对这个行业几乎不了解。但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摄影，毕业了就想找一份相关的工作，就是这样我接触到导演这个行业。
毕业的时候，我手里有三份机会，一个是报社摄影记者，一个与专业相关的广告文案，还有一个就是制作公司的制作助理。我一开始的选择是摄影记者，我以为可以去记录时代大事，但事实是被派去了拍菜市场的菜价，心理落差特别大，一个礼拜后我就辞职去了制作公司。进去之后，正好就碰到一位大导演在筹拍电影，我就跟着他学怎么拍片，怎么做导演。
数英：你在这家制作公司受到的培训是电影方向？后来为什么选择成为广告导演呢？电影和广告是两种拍片逻辑，你怎么做好广告导演这个职业？
席然：这家制作公司也有广告业务只是以电影为主。我受到的训练是能写一点儿，也会拍一点儿，剪一点儿，什么都会一点儿，很像一个导演的角色。我自己对这方面感兴趣，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所以就做导演了。后来发现，要做好一支广告就只能做导演。
至于怎么做广告导演，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心里只想一件事儿——把它拍好。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就这一个判断标准，可以，那就做；不能，那就扔掉。我不是专业出身，很多事情我都不擅长，我就用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方式去做，这样做出来片子反而跟我还蛮契合。
我常常觉得拍片是在展示武功，有的导演真的很厉害，十八般武艺全会，我只会那几样但也不妨碍我“杀人”。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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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人生中很多精彩的决定、深刻的转折的背后实则有着理性和规律。
就像对一杯茶的坚持，“跟随自己的感受”一直是席然的特色。
从填报志愿时对天马行空事物的热爱；到求学时不囿于专业边界，广泛涉猎，自我充实；再到一条从兴趣发轫的职业道路，席然每一次选择都以自己的品味、喜好和行事风格为判断。
卡耐基的名言“你兴趣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你能力所在的地方”在席然身上生动展现。这种在对自身趣味和独特性的坚持投射在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席式影像风格和独特的创作理念。
在席然作品中，舒适的疗愈感与接地气的幽默感是最直接的心理体验。
无论是经典之作招商银行《番茄炒蛋》，还是最新的美团贺岁情感大片《再过一一一一一一一次年》，抑或浪漫可爱的B站双节短片《送月亮的人》和影像诗般的抖音《摇滚老师》，没有眼花缭乱的视觉元素，少有张力十足的盛大场面，只有行云流水的故事和从细节处喷涌而出的情感，在短短几十秒里带人走进片中人的内心世界，随着镜头的引导感受一段别处的生活。
美团贺岁情感大片《再过一一一一一一一次年》
《再过一一一一一一一次年》脚本
我们问：这样的风格是如何拍出来的？
席然歪头想了想，说：靠直觉吧。
在心理学上，“直觉”被认为是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的衍伸，用大白话解释就是“有灵气”。
灵气的形成需要兴趣的指引，也需要持之以恒的探索和积累。几乎每次拍摄，席然都会给自己出命题作业：用一个关键词塑造整支片子。
数英：听与你合作过的公司说，和你一起拍片很快乐？
席然：哈哈，可能吧。我很注重片场气氛，在片场时经常讲笑话。人只有在快乐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潜力，才能把事儿做好。当然可能有人就是为了一份薪水，哪怕是挣一份薪水也应该快乐地挣。
数英：你前面提到“你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拍片”，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式？
席然：我喜欢用关键词去概括一支片子，然后在做画面的时候判断它是不是符合这个词，符合就拿进来用，不符合就剪掉。这样把一个一个画面连起来变成一支比较对的片子。
数英：这样的形容听上去很像裁缝。
席然：类似，有点像穿珍珠的。
数英：这种拍片方式的一般流程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席然：一定要先想清楚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找到准确的关键词后和代理商一起写故事，让画面自己来找我；然后根据拍摄的场景和演员进行分镜，进入拍摄。有的代理商也会提前分镜，但我一般都不看，就写一句话标记一下大概的事件，一定要在现场后才知道应该怎么拍。所以不临到开拍前两三天，美术、摄影们是不知道我要拍什么的，着急得要“死”，哈哈。
席然的分镜脚本，猜得出是哪一支广告吗？
（大家评论区见！）
数英：把工作都集中开拍前两三天，你不担心时间太赶吗？
席然：不知道，可能我习惯了。当然，现场和演员可以预设的，操作的时候也要看具体情况。但这种方式是有好处，大家会更主动地思考应该怎么拍，而不只是还原导演脑子里的画面。我希望每个人都真正地参与其中，发挥出个人潜力，而不只是完成任务。
数英：在实践中怎么运用，可以以抖音生活者说《摇滚老师》举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很多人都拍过，你是怎么拍得“形同神不同”的？
席然：确实，太多人拍过了，怎么拍得不一样是这支片子最大的难点。
我提前一周到达海嘎小学参观，见了那些小孩子和他们生长的环境，然后跟顾老师沟通了几个小时。顾老师让我意识到，教育的意义是要开人心智，抬头看星空。
生活很中性的，要跳脱出生活就要做梦，没有彼岸的人生是很灰暗的。不是谁都能当摇摇滚明星，但是梦会让人走很远。我们都是普通人，在普通的生活里面怎么好好生活，过得没那么普通就需要做梦。所以我要拍“做梦”。
片子里我做了一个循环结构，开头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是个摇滚歌手，但我现在是一个山村老师”，在结尾的时候变为了“我原来是一个摇滚歌手，现在是一个山村老师和我的乐队”。我觉得开头和结尾中间发生的变化，这就是我想拍的东西。
抖音生活者说《摇滚老师》
最后一幕我原本想拍星空，但当时天气不好，所以我就放了很多烟花。小孩子的脸上映着烟花的光，我觉得那就是种子，是种在他们心里面的一颗做梦的种子。
这支片子我拍得很爽，又找到了那种最原始的拍片的快乐：不是我想拍什么，而是有一个东西来找我拍。
《摇滚老师》上线后，席然在朋友圈感叹：被治愈
数英：你刚刚提到“让画面自己来找你”，这个描述很抽象，具体指什么？最近一次这样的感受是什么时候？
席然：就是看到故事时脑子里的第一直觉是什么。就比如B站《送月亮的人》，我拿到手的只是一段文案和一个概念，但我脑子里的第一直接是“浪漫”。好的老师一定是很浪漫的人，会有点儿理想主义，他才会有想要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心。
我希望老师们的形象能可爱一点，所以我根据这些诗句，做了一些浪漫的场景设定，添加一些趣味情节，让推月亮显得没那么无聊。还有最后一幕，我把月亮挂起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老师把月亮挂起来让光照到大地上，就是让知识照在了大地上。
拍片子都是要看感觉的，没有的话是拍不好的，拍了也不会开心。我曾经有段时间3个多月没片拍，不是没有人找，但就是想拍点自己有感觉的。
数英：所以对于一支广告片最让你开心的就是你拍到了自己想拍的，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
席然：导演自己表达欲什么的太自私了。作品只是商业的载体，能给生活带来真实帮助的是商品，而不是一支广告片。广告导演是个服务行业，视觉、故事、画面之类的都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承载商业，而且我是很认可商业的东西。
数英：为什么说你很认可商业的东西？
席然：我觉得好的产品、好的品牌会让人、让生活变得更好。商品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人的需求，如果能，它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商业并不只是让人掏钱，而是人们需要为这个价值付费。
数英：但在商业场域，“价值”有时候是被包装出来的，实际上大家不一定需要这个“价值”。
席然：我以前也纠结过。我曾经拍过一次片子，里面有写信的环节，为了拍出来的效果更好，我找演员真实的家人写了一封。演员在拍的时候认出了字迹，他觉得又尴尬又感动，拍出来的效果的确很棒。
但事后，我非常难受，觉得自己是在利用人性去实现商业的东西，这种有点半欺骗性的手段不道德。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前辈，他告诉我事情要看出发点是不是善意的，后来我就释然了。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样，要看是不是善意的。暂时不需要不是恶意，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成为需要。像PtoP这一类的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接，因为这就是在利用人性的恶，拍得再好也没用，从根上就错了。
数英：所以，一支广告片能让你有成就感的究竟是什么，是讲一个故事获得了掌声，还是具体的商业效果？
席然：好的政治家不是演讲完了以后获得了很多掌声，而是很多人想和他一起干。拍片也是一样，有些片子看上去影响力很大，但观众完流个眼泪就结束了，但有的广告哪怕只影响了三五个人，但是他们会真正去行动，去顾买，去拥有这种生活，我觉得才是成功。
就像我拍摄的《摇滚老师》《送月亮的人》里面的老师们，他们的工作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具体的行动和改变的。这比我拍个片要厉害多得多。
数英：这是你对好广告的定义吗？
席然：是的。现在经济环境比较动荡，都会度过很长一段比较难熬的时期。《我不是药神》里说“穷是根本的病”真的很对，人只有富裕了才会豁达，我特别希望我拍的片能够帮到客户的生意，哪怕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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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力量无所不至，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认清它，正视它，让它尽可能地指向文明，通往人性。理解商业，尊重商业，以善意为底线，用自己擅长的风格书写影片，即在汹涌的洪流中注入一双手。
什么是“风格”？
有一种回答是：准确且可以长时间持续一致地表达的方式；还有一种回答是：人的精神思想与人生态度持续一致的外放形式。
无论哪种，风格都与时间紧密关联，需要探索和沉淀。因此，从早期的《大脚的故事》到现在的《送月亮的人》，席然对人物刻画和情绪描绘的精准性、一致性才更让人惊讶。
我们在《到阜阳六百里》中发现了线索，席然毕业后进入制作公司时遇到的那部正在筹拍的电影。
《到阜阳六百里》半纪实文艺剧情片
由邓勇星指导，侯孝贤监制，秦海璐、唐群主演
那时，席然带着新鲜感和好奇心踏入影像天地，没人知道，这部电影将在不久后惊艳华语电影界，在席然的人生和作品中留下深刻印记。
我们问出心中的疑惑：你的作品中常能看见鲜活的人，源于早期受半纪实电影《到阜阳六百里》的影响吗？
席然给予我们印证：
会有影响。纪录片很多时候是在解决观察人的事情，有点距离会观察得更准。很多导演在创作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人”当棋子，去完成导演脑海里的拼图，很多厉害的导演都会这样，但是我不喜欢。
我觉得一个片子最重要的就是演员，会花很多时间了解演员怎么理解角色。如果不是那么厉害的演员，我都要求演员本色呈现。本色有演员自己的味道，会让片子的气质不一样，让人觉得是活的。
《到阜阳六百里》，席然影像之旅的起点。
2011年，《到阜阳六百里》获得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席然瞬间荣誉加身，被誉为电影行业的明日新星。
席然很意外：“我只是其中的一位编剧，从来没想过会获奖，甚至都没到（颁奖典礼）现场去。”
当时，席然还是业内新人，能担任其中的编剧，得益于《到阜阳六百里》导演邓勇星的提携。
与导演 邓勇星再聚首，席然感慨“好久不见”
席然很自谦，他说，“写剧本是个技术活，我也就稍微知道该怎么办，能获奖主要还是靠「大号带小号」。”
我那时候在一个制作公司工作。他（邓勇星）是老板也是导演，我是跟着一起做。因为会写点东西，就参与了编剧的工作，没想到就获了奖。我感觉这挺像打游戏的，我是小号，他是大号，他负责带，我负责躺，哈哈。——导演 席然
12年后，“广告科系及摄影师背景，深谙传播原理的同时兼具对影像语言的敏感”是席然行走业内的新标签，大家已忘记他头顶的光环，连席然自己也很少提及。
采访中，我们再次谈起这枚“时过境迁”的光环，席然说，“抱得大名不是好事，我花了很久才消化它。”
数英：金马奖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目标，面对这份光环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席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谨慎，几乎不主动提这件事。
头衔是双刃剑，大家的期待会水涨船高，我那时候大概才26、27岁，接不接得住是一个问题。是枝裕和《无人知晓》里的男演员（柳乐优弥）在很小的时候就拿到了金棕榈奖，但他后来得了抑郁症，因为他接不住，只有消化掉了以后再次开始演戏。
数英：柳乐优弥获得金棕榈奖时还未成年，但你那时已二十多岁，不应该正是最爱出风头的年纪吗？
席然：没有。我入行的时候见到了都是行业里的大佬，自己的斤两我很清楚。我能获奖肯定有运气成分，也说明我身上有一些“原矿”，但能不能挖掘和利用是未知数。在这个行业里能不能经得起检验不是靠一时半会儿的名头，更不可能一步登天，要靠作品才能站住脚。
数英：具体如何消化的？
席然：还是靠多拍和直觉。我刚开始拍片时觉得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应该去进修一下。但一位前辈跟我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问题是什么，你去学什么？你就去拍，慢慢就会遇到有很多问题，就会知道怎么解答。”后来，我发现这个方式其实更好，很适合我。
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比较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把那些不对的丢掉，剩下的就是对的。了解了规则以后才能打破规则，很多时候，我还要回过头去反推当时是做了哪些事才有了这种效果。片场瞬息万变，导演非常需要“街头智慧”，要能解决很多问题，懂得随机应变和靠直觉行事很重要。我就是这样靠着直觉，“拍片-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地积累经验，然后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拍片。
席然早期拍片照记录照
剪辑师版爆笑幕后
数英：在这段成长过程中，金马奖带给你的帮助是什么？
席然：金马奖让我有了较高的起点，是一块比较“硬”的敲门砖。我几乎一出来就有很多大制作来，比很多导演都运气好。因为金马奖，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久石让说：三流作曲家和一流作曲家最好的作品都是一流的，但是三流作曲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三流，而一流作曲家怎么都能保持80分、90分的水准。所以，我从入行起就要求自己要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数英：你的收入和导演费报价会不会也水涨船高？
席然：这个和金马奖的关系不大，和经验、和作品有关。报价更多是一个范围参考，要根据具体执行来看，有时候遇到特别喜欢的片不收钱也会拍。业内很多导演都有这样的经历，愿意把钱花在制作上面，让东西更好一点。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的导演费比实际的更贵。我不太在乎这个事情，一方面我平时生活很简单，对物质的要求不高，虽然拍片不多但已经够花了。另一方面，报价根本不是行业的重点，作品的好不好是没办法定价的，只能在放到市场里面去检验，有效果客户才会觉得值，没有效果，再便宜也会觉得亏。
数英：坚持高水准出品十多年，你怎么克服过程中的畏难情绪和心理压力？
席然：我也会偷懒啊，人都一样。但偷懒完就会特别懊悔，拍的东西也觉得不行，躺在床上难受，感觉自己搞砸了。所以还是要时刻保持自省，坚持自己的标准。
数英：你现在对“拍片”的理解是什么？在“拍片-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席然：我做导演十多年了，我觉得自己最近几年才知道什么叫“拍片”。
我以前觉得拍片在现场，我的基本功都是在片场慢慢磨出来的。现在，我觉得拍片很多时候是分享感受，片场那些都是技术活，通过拍摄自然就变丰富了。但观点、看法不行，它们需要经年累月的积累。
这个行业常常会问一句话——你在拍什么。这不是说拍的画面或人，而是分享的感受。导演到最后比的不是技法，而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受。感受是起点也是终点，起点是导演，终点是观众，连通了就会好爽。所以在最前期的时候，我会先想清楚要传递什么感受，找一个关键词概括。我的拍片认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建立起来，没有一蹴而就的。
席然在片场面对画满叉的分镜脚本冥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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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传递感受”的内核贯穿与席然的所有作品之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纯熟愈发清晰。从对话来看，他实则是懵懂地、误打误撞地找到了正路，凭借努力，无师自通。
或许，如席然所说，“金马奖有运气属性”，但这必定属于实力。运气与实力隔着一条河流。席然用十年持之以恒的自我审视、反思，和对标准/原则的坚守完成了跨越。
我们原本还想问：已经踏入电影业的门槛，你后悔过拐进广告的岔路吗？
现在，这个问题不用问，广告并非席然的岔路口，而是一条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大道，席然谈及创作时闪亮的眼睛就是答案。这双眼里似乎藏着一个小型片场，随时都能进入拍片模式。摄影机的镜头记录下片场的一切，而这双眼睛则记录下了属于席然的影像人生。
席然身上有着快和慢两种节奏。
快的一面与高速变化的商业世界同频，慢的一面则属于他自己。
翻看席然的朋友圈，少有“营业”的时候，常出现的是堪比表情包的自拍照、健身打卡图和趣味生活小故事。片场之外，席然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不像广告导演，不经营新片场账号，不拉片，没事就往图书馆跑，甚至也不混圈子。他说：“圈子会影响生意，但不是决定因素，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更值得。”
生活中的席然
我们问他：这个行业不是应该很卷吗？你不担心被比下去吗？
席然特别坦然地一笑：这个事不是我能掌控的，每个人都有生命周期，我只能掌控自己，做能做事儿。当时代来临，时代选择了我做导演那我就做，等浪潮退去了，那我就安心晒太阳。
数英：很佛系。
席然：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在医院里面长大，见过很多生死，发现人好像很轻易就没了。这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特别大，让我从小就比较豁达，不觉得什么事儿是大事儿。
数英：当你的作品出现负面评价的时候，你也不在乎？
席然：不在乎。大家立场不同，总会有人赞美，有人批评。我有拍过我觉得很普通但是大家说好的，也有我真的觉得很好但是大家不买单的，所以我永远相信自己的标准。如果因为外界的声音去改变自己的标准，我就不是我了。
数英：但有一个说法是，广告导演很像一个迎合的角色。
席然：迎合，是走不长的。大众有那么多，而且还在不停地变，去迎合谁呢？拍广告很消耗人，消耗完就没东西可挖了，去迎合还不如修炼自己，充实自己，这样才会不会枯竭。做自己擅长的，不是更有动力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感兴趣的。
数英：所以，当有一个爆款公式出现，你也不会去倒推怎么处理片子，需要添加哪些必备的因素？
席然：爆不爆款很随机的，很多所谓的爆款就是看的人很多，但东西好不好不一定。以前隔三差五就有爆款，现在大家都腻了，所谓的出圈、爆款几乎看不到了。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现象，大家平时事儿多的不得了，为什么要去讨论一支广告？内行人热闹热闹可以，还是要去看行业外的人在关心什么。
数英： 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需要很大定力，是什么事情给了你启发和动力？
席然：刚入行的时候，我也在乎，《番茄炒蛋》改变了我的看法。很多人说这个故事矫情，很多人夸父母伟大，但这些跟我的出发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出发点是“成长”。北野武讲，一个人是不是长大成熟要从他对父母的态度来判断。男生因为一盘番茄炒蛋心疼了父母一秒钟，我觉得这就是长大的证明，我要拍的就是那一秒钟。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处，我干嘛要在乎。所以后来，我就坚定了很多，在后来拍片的时候会更在乎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在乎的我在乎的人的看法。
招商银行信用卡“番茄炒蛋”
数英：你在乎的人？比如呢？
席然：客户，我很在意客户的看法。导演这个工作很容易让我们自己产生误解，觉得是自己的功劳。但其实广告是要花钱让别人看的，客户花了几个亿做推广，看到的人当然多了。也可能是创意很厉害了、明星影响力够大，跟导演一点关系都没有，无非是谁来拍的区别。
数英：所以，你认同“广告导演只是锦上添花”？
席然：是的，我始终觉得广告是经济生活的涟漪，只有东西本来就很好，我才能再帮他变得更好。
数英：在商业brief之下的表达是有限制的，未来你想过做一些自己的表达吗？
席然：等到有话要时候再去表达，硬说都是很尬的。我名字里的“然”就是我爸爸希望我做一些水到渠成的事，顺其自“然”。拍片是做表达，写诗和小说也是表达，音乐也是表达，但不一定非得限制在什么形式里。我还是比较在乎我本身快不快乐。如果是快乐的，我怎么投入都行。
数英：其他的可能性当然好，但是做导演你已经很擅长了，你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吗？
席然：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这对我来说更重要。做导演我还是很喜欢的，但我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必须要做成什么样。我更在乎我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独立的、丰富的人。
现在过日子不是那么难了，生活的可能性变多了，人生的价值也不是那么单一，人只要对自己负责就行了。对我来说，我的时间和灵魂是最宝贵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做我该做的事。
数英：有一种无为而治的感觉。最近很流行松弛感这个词，就挺适合你的。
席然笑了笑：谢谢，其实，就很简单，简单的力量很强大的。
▽
采访到这里已接近尾声。对于席然是一位怎样的广告导演，我们的脑海里有很多词汇：才华、有趣、艺术......但又都不够恰当。这些词就像一个剪影，只描摹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却无法更细致生动地刻画：
他有才华，年少成名，出品皆是高水准；但也下笨功夫，从高处在跃入人海，十年摸索广告路；
他热爱探索，在不同的领域丰富人性；但又很执拗，坚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不肯在经营上多花时间；
他很有艺术格调，拍的作品像高雅诗歌又像粗粝的泥土；但他又懂商业逻辑，奉行“为价值付费”的朴素信条。
席然说，席然的然，是顺其自然。
这启发了我们，人并不需要活在一个既定的修饰词中，顺其自然、随心而为自会流淌成一支故事。从大学的一份志愿开始，到后来的每一份brief，每一支广告片，席然执笔人生，用心书写每一个字，在兴趣的牵引下享受每一段峰回路转，也让这支故事遵从本心，精彩纷呈。
做自己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值得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面。——导演 席然
最后，我们问席然对未来的规划，他说：
我迎接生命给予的任何可能性。
采访合影，从左边至右分别是：吴小宝、席然、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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