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开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职业写作”的道路。加之随着各种诗歌征文主题活动、诗歌评奖的增多，以及文学扶持力度和刊物稿费的增加，一些年轻人也逐渐成为“职业写作”选手。2022年，新媒体大众流量逐渐从微信公众号平台转移到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等平台。2023年伊始，B站、快手相继联合出版社，推出诗集《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和《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网络让诗歌出圈成为一种现象。小红书等平台不断进驻大量的年轻作者，他们开始稿费晒单和诗歌投稿经验分享，特别是诗歌创作技能分享，成为当下年轻人中获取诗歌知识的途径之一。这种对于诗歌创作的技能速成写作，一方面，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诗歌的传播更大众，更普及；另一方面，这种速成模式究竟对当下诗坛的发展有没有其他影响呢？本期新时代诗观察特别开设“诗歌创作，诗人可以速成吗？”专题讨论。为此特刊发四位作者分别从多个视角来探讨这种现象的文章，以飨读者。
——《星星诗刊》编辑部
别让“套路”套住诗歌出路
梅喻礼
对于Z世代，即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来说，人人都是斜杠青年，人人都可网络兼职。根据讯飞AI营销云的最新数据，Z世代兼职关注比例高达43.2%，兼职写手入选Z世代TOP5兼职职业。在以小红书、抖音、知乎等为主要阵地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Z世代的意见领袖们以“月入过万”“年入五十万”“投稿实现财富自由”等吸引眼球的标题，博取斜杠青年们的关注和流量，勾勒出一幅“投稿挣钱”的文学盛世。
他们创造出“拆稿”“模仿写作”“零基础写作”等专业名词，探索出更加细分和功利的投稿路线，例如专门针对冷刊、内刊、副刊等小众纯文学刊物，创造出一种极富互联网色彩的套路化写作模式。如今，套路化写作这条捷径已经挤满了渴望兼职的Z世代年轻人，殊不知，套路化写作，就是“套路”本身。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为年轻创作者特别是年轻诗人提供了经验分享的平台，搭建了传统期刊和Z世代之间的桥梁。然而，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茧房”和“资本逐利”的双重作用之下，同质化和功利性正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年轻诗人的手脚，又让许多年轻诗人踏上了“职业写手”的道路，过度迎合本该拥抱互联网的纸媒期刊，选择了一条与信息高速公路逆向而行，背道而驰的“捷径”。
看似捷径，实为弯路
《尚书·虞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人是语言音乐家，是灵魂工程师，在诗人笔下，语感与文字，流露出的是诗人对生命和现实的观照。真正的好诗，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对生命的感知，思想的流动、精神的共鸣，而套路化写作出来的诗歌是没有思想灵魂，没有生命力的。信息爆炸的时代，看似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却挤占了诗人们的思考分析空间，想象力和思维分析能力不断坍缩。自媒体博主对词语、句式、模仿的推崇，让年轻诗人逐渐丧失了创新能力，作品的同质化、雷同化、程式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缺乏创造性，更不能与时代同呼吸、与大众共生长。
当代作家刘醒龙认为，文学的根本是灵魂自由，文学创作的前提是善于怀疑固有的思维定势。诗歌趋于平面化，反映了文学灵魂的丧失。诗歌创作本是一种表达诗人主观意绪和心态，拥有极大创作自由的创造性劳动，渴望个性、独立和自由，拒绝重复、平庸和局限。年轻诗人通过互联网博主分享的经验，开展大量的写作训练，培养语感和语言驾驭能力，本无可厚非。然而，在互联网平台上，诸如《学点拆书稿写作的套路,开启写作赚钱第一步》等“博眼球”的标题层出不穷；部分博主的经验分享，打着“洗稿”和套改的擦边球，拆开名家名作，换了主语再换谓语，一篇原创便就此诞生。比如有博主分享一篇描写江南水乡“绍兴”的旅行文案，“它曾是会稽山阴，有西施更有兰亭。这一场江南梦啊，不如，就留在绍兴”，从中提炼出了一个万能公式：“它曾是XX，有XX有XX。这一场XX，不如，就XX。”换上地点、人物等几个关键词便屡试不爽，屡投屡中。这正应了鲁迅的话，“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看似“馅饼”，实为“陷阱”
英国著名诗人肖恩·奥布莱恩认为，诗歌不能也不可以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职业。他说，“将诗歌理解成像会计、律师一样的职业，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你在提供一种几乎没有人需要的服务，不是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万物皆媒”“万众皆媒”成为可能，也让自媒体成为网络兼职的重要载体，更成为“资本逐利”的温床。在自媒体博主的粉饰下，“著书都为稻粱谋”看似已经照亮了现实，既可以创作，又可以创收，何乐而不为。在此类文章的始作俑者眼里，“月入过万”之类的标题就是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轻松过稿”“95后兼职自由写作”等字眼就是最好的诱饵，坐等愿者上钩。值得一提的是，此类博主分享如何投稿上刊的博文，其阅读、点赞、收藏、转发等数据，远远大于其分享自身诗歌的数据；分享上刊经验的博主关注度，远远大于刊物的关注度。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英国学者詹姆斯·柯兰提到的，“‘友谊’成了流通的货币，成为驱动互联网的力量”。博主和粉丝之间的友谊被商品化。一方面，平台吸引博主进行主动生产，通过流量获取收益，沦为“数字民工”；另一方面，粉丝主动购买其推荐的商品或课程，甘愿被博主或平台割韭菜，成为消费者。当年轻诗人以互联网用户的身份，畅游在媒介技术构建的赛博空间中时，一个个由资本和利益驱动的商业模式，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当诗歌创作披上了商业的外衣，许多利用信息差的不良商贩从灰色地带冒出头来，有人倒腾需要花钱买证的五花八门的征文奖，有人倒卖期刊编辑个人邮箱和信息，有人自诩为代投编辑专发私自印刷的套刊，让许多初入诗歌圈的新人苦不堪言。许多分享投稿经验的自媒体文章之后，往往伴随着以免费为诱饵的写作课，号称培训免费、门槛低、收益高，其实都是在为后期兜售高价课程做铺垫。
看似出路，实为套路
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诗歌创作的数量不断增多，但当代诗歌“出圈”的频率却越来越少，可以说，诗歌正在远离人群。波德莱尔认为，诗歌具有多重作用：“在牢房中，它成为反抗；在医院的窗口，他是病愈的热烈希望；在颓败的肮脏的亭子间里，它打扮成华贵高雅的仙女；它不仅确认事实，还纠正错误。”在波德莱尔眼中，现代诗具有神圣的乌托邦品格。文学作品，本不是产品；诗歌写作，本没有套路。倘若诗歌成为类似于工业流水线上的制式产品，甚至成为了商品，其最宝贵的灵魂和厚度会荡然无存。如果把诗歌创作完全置于市场规则的操纵之下，其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逐渐丧失，其高傲品格将越来越萎缩，艺术魅力将越来越黯淡，发展路径也将越来越狭窄。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作者浏览互联网平台，根据博主总结出的个人心得和经验，找到适合每个刊物的审核标准和选稿套路，最终只会限制作者的自身的风格和创新，长此以往，势必会遇到创作瓶颈，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不会突飞猛进，相反还会相对缓慢。对于刊物来说，同质化现象将越来越严重，缺乏独特的思维与视角，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读者也会慢慢流失。
在年轻诗人开始诗歌写作之初，一旦醉心于千奇百巧的“术”，便会将真心诚意之“道”抛到脑后。类型化、套路化写作的“快餐”式创作，明显减弱了诗人们关心现实生活的热情，使得写作变成投机行为，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征文体”，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代诗人梁雪波认为，诗人必须保持对语言的忠诚。若诗歌创作只追求物质和表象，而忽视了精神和灵性，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人应注重灵魂的创作，感受敬畏与自由，言之有物，诗歌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意象的集合与激活，绝不是语言和技巧的堆砌。公式写作若大行其道，必将跟公式相声一样，沦为笑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诗歌，当与生命同步，与时代同行。诗人，特别是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Z世代诗歌爱好者和创作者，要在冗杂的信息之中，打破“信息茧房”，去伪存真，根植生活，不为喧哗所扰，不为名利所动，让诗歌回归清澈，让创作忠于内心。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别让套路化写作套住思路，更不能让套路化写作套住诗歌“出圈”的出路，最终才能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或狭隘，肩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用过硬的作品回应时代的叩问。
套路，也是一条通往诗歌的道路
——从教育成长的角度看诗人之“速成”
李广旭
美国圣约翰大学“诗歌工作坊”的主持人西蒙娜·布拉特（Dr. Simona Blat）教授每每在与学生电邮往来的过程中，都会充满热情与敬意地称呼对方为“诗人”，不论这位学生来自哪个专业，也不论该生之前是否有创作经历。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唤醒教育，让每位学生成为“诗人”。在西蒙娜·布拉特的耳濡目染下，专业各异、背景不同的学生不仅在课堂内像诗人一样进行创作，而且在课堂外延续了诗人的身份，也延续着对诗歌的热爱。
西蒙娜·布拉特对“诗人”身份的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创意写作理念的细化——成为诗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刁克利教授在《作家是可以培养的》一文中指出，英语语境中的writer是指愿意写作、能够写作、正在写作的与写作有关的人，只要在写作，就可以被称为作家。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圣约翰大学“诗歌工作坊”经过短短一学期的学习，这些大学生们就能成为正儿八经的诗人吗？或许，他们距离“专业诗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了一定的诗歌写作方面的专业性技巧，能够创作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诗句或诗篇。只要在写诗，他们也是可以被称为“诗人”的。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年轻诗人的秀场，“诗人”这个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零门槛、零准入的社交媒体平台让“数码诗人”“新媒体诗人”不断进入大众的视野，其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下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成为当今中国诗坛不容忽视的诗歌力量。当然，读者们可能会诟病这些年轻诗人的文字，认为他们的人生阅历不足以酿出真正的诗意，批评他们的创作技巧只是一种缺乏诚意的套路；从另一方面看，套路写作对中国诗坛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套路，也是一条通往诗歌的道路。
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大国，出现过不少名家。尽管如今诗歌逐渐被边缘化，但中国诗坛从未真正沉寂过，特别是时下，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就给人一种诗歌的“春天到来”的感觉。然而，从教育的视域看，诗歌写作的教学训练在中国是明显缺位的。在中国的升学考试中，相比成规的议论文等适宜应试的文体，写诗无疑是一种剑走偏锋，往往让阅卷者难以把握，导致“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要求反复在中、高考作文题中出现。对语文教师而言，这意味着“用不着专门教学生写诗”，更何况当下的语文教师群体中，很多人未必会写诗，更不懂教写诗；使得诗歌课在中小学阶段沦为赏析，而非创作。换言之，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缺乏足够能孕育诗人的土壤，即便有很多青少年在这一时段拥有对诗歌潜在的喜爱，但缺少相应的技术指导，使诗歌渐渐成为人生的一种远方。高校的情况其实也很难乐观，多是把诗歌写作作为一个章节与其他文体一起打包，共同挂在大学写作课里，难成体系。由于大部分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诗歌写作课，导致多数当代大学生虽有足够的诗歌审美力，但缺少与之相应的诗歌创造力。有一部分大学生虽然在用最原始的天赋和语言直觉写作，但容易陷入瓶颈；另一部分大学生虽然形成了与诗歌有关的洞察力、感受力、思考力、联想力与想象力，但对语言的感觉逐渐钝化，丧失了写诗的欲望和冲动。单从诗歌创作和诗人培养的角度看，我们当下的诗歌套路写作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了。
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教授在《创意写作理论基础》一书中表示，“成规”是创造的前提，艺术性成规，其本质作用是促成“创造性生成”。因此，我认为可以把套路视作“类型成规”，或者说是成规意识的文字反映，这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经验的基础上的。任何一款诗歌写作套路，其背后都是经过反复验证过的，能够将诗歌写作中重点强调的语言、情感、意象、想象等元素巧妙地调动起来，刚好落在读者的心尖上。以诗歌写作教学中最基础的三行诗为例，上海政法学院的创意写作教师高翔博士在对诸多三行诗进行系统整理后，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创作样板，即前两句作者可以自由发挥，但第三句是情绪颇为无奈的“这就是生活”或“像极了爱情”。学生借助这个样板，能够写出一些令人玩味的简单的三行诗，描摹出生活的艰辛与爱情的不易。学生还可以在这个套路逻辑上进一步推衍，利用转折、递进等技法生发出更多的诗句搭配和创作样板。
河南某中学教师梁新奇也使用过类似的现代诗歌速成法。他将诗歌分为四句，第一句是“在思维的（ ）里”，填写任何表示场所的词；第二句是“我（ ）着（ ）……”，前一个空填表示生理感觉的动词，后一个空填表示具体感觉的名词，但两者不能是常规的对应关系；第三句可以自由发挥，越土越好；第四句是“也许（ ）……”，要与将来有瓜葛，能暗示。对写作者来说，这种类似填空题的套路或许很难再现或升华自我情感，但的确可以打开我们的想象力，组装出不少妙句佳段，形成措辞上的张力，建构起一定的诗歌意境。样板式的成规套路能够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践训练，而在套路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才是套路背后的隐藏价值。成规的套路只是将某一类型的诗歌写作进行了集中性的总结、归纳和概括，有助于诗人特别是初学者在短期内提升水准，在诗歌的词语搭配方面产生更深刻的理解。诗歌作为远方已经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缩短抵达远方的时间，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重拾对语言文字的感觉，如果套路能帮助人们唤醒潜藏心底的诗意，不失为套路之幸。我们应当看到，套路只是诗歌写作的起点，绝非终点。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丽克（LouiseGlück）在创作初期，“做诗”的痕迹是非常重的。译者柳向阳评论格丽克的第一部诗集《头生子》时，就批评她的文字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读者能轻易从她的诗句里发现罗伯特·洛威尔、希尔维亚·普拉斯、T.S.艾略特、叶芝等名家的踪迹。对于诗歌写作中的模仿，另一位美国当代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则予以肯定，“在成为一个诗人之前，我们必须练习写作；模仿是探究现实世界的极好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奥利弗在《诗歌手册：诗歌阅读与创作指南》一书中，为英语写作者在声音、意象、诗行、节奏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式样。对格丽克来说，尽管《芝加哥列车》《棉口蛇之国》里的语句措辞刻意，但这是一次诗意的出发，是其成为“诗人”的注脚。格丽克在进入大学教授诗歌课程后，对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掌握了更多的诗歌套路并对此进行了思考；结合个人经历，对语词搭配也有了自己更深刻的见解，在多元融通之后形成属于格丽克的创作风格，这在其第五部诗集《阿勒山》中可见一斑。从早年的“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死神在追逐我们，从水路，从陆路”到“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格丽克完成了由神谕式的口吻转向用洗练后的口语化方式书写爱与死亡的过程。套路写作模式和非套路写作模式，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创作出诗歌作品。套路不应被局限性地定义为完全的文字游戏，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写作者对诗歌的认知，觉醒创意思维。
写作者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利用想象和虚构将文字组合排列，从而构建起具象化的场景，达成情感逻辑，与读者共情。诗歌写作是一个过程，套路也是，需要动态地来看待。对于年轻诗人来说，将笔尖完全交给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创作既需要人生阅历的沉淀与文本阅读的累积，也需要套路在技术层面上的指引，增强写作的信心。如果在使用套路的过程中，年轻人有机会由一名诗歌写作者成为一名诗人，实现从0.1到1.0的质的飞跃，这对中国诗坛来说绝对是件好事；至于有些评论家们对于套路写作的批评，其实质是由1.0到2.0的提升，应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但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比较多的是学期开始。现代汉语中开学通常指学生们经过假期的休息之后，重新返回学校继续学习。
诗歌速成，有何不妥？
曾雷霄
小红书、抖音和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近年来入驻了不少年轻诗歌作者。他们在这些平台上不断晒出自己取得的丰厚成果，如获得的稿费、奖金以及大赛中的名次；也在平台上教授诗歌写作的手法，进行创作经验的分享，讲解增加征文投稿入选率、获奖率的方法。在那些平台的页面上往往还能看到博主的银行卡转账截图，赫然显示的几个大字是他们收益的数字，因而一下子就能吸引住受众的眼球，让不少人跃跃欲试。
这些分享创作经验或教授诗歌写作的博主，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人提供了学习诗歌创作的平台，也扩大了诗歌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力，更增加了诗歌破圈的机会，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有人认为，通过套路化和功利性的训练，写出来的诗歌，最终会导致诗歌艺术的“灵光”消逝，沦为迎合市场、迎合大众的求容取媚之语。那么“诗歌速成”的这种社交媒体平台现象，真的会引发这些问题吗？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从写作动机上来看，一些人在标榜诗歌速成的博主那里学习诗歌创作，其速成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诗歌纯粹的热爱，而是为了追名逐利，为了稿费、奖金、名次等等这些外在的利益；二是从结果看，这种速成式的写作学习将会让“文化工业”的批判成为现实，让诗歌创作变成一种工业化式的批量生产。
“诗歌速成” 带来的裨益
诗歌的“速成”并不意味着诗歌写作可以一蹴而就，而是在于如何高效地学习和掌握诗歌写作的技巧。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认为，“一切诗文，总需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可见，对于词语的理解和运用；通过文字记录事件，表达感情和观点；利用修辞增添语句的审美体验，等等，都是进行诗歌写作的基本功。朱光潜先生在《资禀与修养》的文章也讲到，“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文学的特优资禀，如果他不下功夫修养，他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可见，即便是天资聪颖的人，对写作的修辞等各项基础技能也都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只要想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深耕，就须要不断下功夫进行练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在小红书、抖音、快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写作经验的创作者，往往是有作品发表过，或者获得某些奖项，其作品往往具备了一定的认可度；分享的写作经验和教授的写作技巧，对于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也颇有裨益。
“诗歌速成”的培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众参与诗歌创作的积极性，在无形中也壮大了诗歌的影响力，为各类诗歌征文活动的举办凝聚了作者群体。诗歌征文活动的不断升温，既增加了主办方的知名度，也让诗歌进一步融入大众文化，使诗歌破圈成为可能。对于当今社会的很多人来说，诗歌始终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雅物”，难以走入大众的视野。因此，诗歌存在被边缘化的情形，而媒介技术尤其是视听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趋势。李啸洋就曾经提出，“在大众文化的崛起的时代，诗歌和阅读备受冷落，这是因为娱乐的形式愈加丰富多样，电影院、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网剧、网文、短视频，大众面对这么充足多元的选择，诗歌自然便失去了吸引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囿于小众世界的文学艺术只会在时间和历史的洪流中沉底，在大众文化的疏离中走向被遗忘和淘汰的困境。如果诗歌一直处于孤芳自赏的境地，将不利于诗歌的传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诗歌创作经验，教授诗歌写作技巧，无形中降低了诗歌创作的门槛，在诗歌祛魅的过程中，更多的人会成为诗歌的书写者。当今吟诗作对不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权利，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无论从事什么社会职业的人，也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学习诗歌写作技巧，获得诗歌写作经验，从而成为诗歌的写作爱好者，甚至成为一名诗人。只要这些诗歌写作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记录这个时代，就可以为大众文化增加多元的审美体验，既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又因每“一滴水”的汇聚而壮大诗歌的海洋。
“诗歌速成”的功利性并非原罪
如果源源不断涌入新的诗歌写作者，多数人又对诗歌写作怀抱着功利性的需求，这是否会对诗歌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不可否认，“稿费”“奖金”“名次”等等，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抓人眼球的关键词，让很多人重新关注诗歌的写作，其根本的吸引力在于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趋之若鹜。博主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晒获奖证书、稿费单、银行卡转账截图等，无不显示出对于名利的露骨追求；通过“晒图”、分享诗歌创作经验等方式，可吸引大众学习他们教授的诗歌写作技巧，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同时也不可否认，多数初出茅庐的诗歌写作者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学习，增加了参加征文投稿时的入选率、获奖率，在“投入”和“收益”之中获得了“名利”。我认为，“诗歌速成”式的写作让写作者的初衷变得具有功利性，而急功近利的诗歌写作，正是社交媒体平台诗歌写作速成现象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包括稿费在内的经济因素已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勃兴的重要动力，但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文学创作并非原罪。的确，艺术创作者须要心系社会大众，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者要始终将自己捆绑在贫苦之上。通过写作进行的文字劳动获取收益，通过自己的爱好谋求生计，这些都无可非议。莫言当年写小说，就是为了买一双皮鞋；王朔开始写故事，也是为了让生活有所保障。张恨水投身文学创作，并非仅仅是热忱于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而是遭遇少年丧父的家庭变故之后，身为长子的他为了养育弟妹，只能拼命写作以文换钱，“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这些知名作家对于物质的追求，并没有降低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味，更没有成为“追求利益”的写手。他们在获取利益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他们生活的社会，记录下了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为中国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诗歌速成”不能忽视主体性
训练出来的套路化和功利性的诗歌写作必然导致诗歌艺术的“灵光”被消磨殆尽，是否最终会使“文化工业”的批判成为现实？诗歌写作门槛的消逝与速成必然导致诗歌写作良莠不齐，是否最终使诗歌成为谄媚大众文化的产品？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对大众文化的深邃之思。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各种形式的美就像服从供应与需求这一基本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社会性地传播……一旦它的传播取决于金钱标准，‘美’就显得相当容易制造”。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也喟叹，“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艺术的可复制性和贴近性，造成了神秘感和韵味的消逝”。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而学习诗歌写作，带来的套路化和同质化的问题，正是本雅明所担心的问题。
社交媒体平台出现“诗歌速成”不过是一个时代现象，而诗歌的创作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却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抉择。我认为，“诗歌速成”并不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品味、审美和质量必然会下降。因为，诗歌作品的发表还有重要的一环——审稿和编辑，发表平台的编辑要坚持主体性，绝不将没有品味、缺乏审美和质量不高的作品给予发表。同样，在各类诗歌征文活动和举办的诗歌赛事中，活动的主办方都会邀请出版社、杂志社、文学组织以及高校中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这些诗歌方面的专家掌握了中国诗歌走向的话语权，他们须为投稿或参赛作品把好关，从稿件中大浪淘沙，慧眼识珠，优中选优，让那些沉博绝丽、缀玉联珠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
作为诗歌写作者而言，在写作的过程中需要形成对自我的审视和把关，不要将自己局限在写作模仿的囹圄之内，将诗歌创作变成舞文弄墨的“雅玩”或千篇一律的“赝品”；在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的同时，要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的风格，言之有物，融入自己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世界、对于诗歌乃至文学的思考和沉淀。诗歌写作者在追求物质收益的同时，不能忘怀写作的初心和使命，更不能曲意逢迎，把创作当作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媚语”，而是要针砭时弊，对生活与生命充满热忱，对人间冷暖始终保持警觉与共鸣。
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到，“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衍生了以共享信息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平台，让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可以分享交流经验，传授技能，这或许会对诗歌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正如芒福德认为的那样，“技术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而带来的利弊好坏取决于使用者。“诗歌速成”现象是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与文化变革之间相互牵引的缩影，而如何守正创新，激浊扬清，取决于我们身处诗歌场域中的每一个人。
作为伪命题的诗歌速成：兴奋剂与赝品诗
张雪萌
敲下或勾勒出最后的标点，也可能是空白，一部分人还会选择另起一行，附上诸如时间、地点此类的索引，也许一首诗便完成了。让我们伸个懒腰、点支烟，或是快速爬上床，重拾夜晚的重要属性——睡眠，这些动作是否可以被视为对完成一首诗的小小庆贺？我认为这样的完成永远是个伪命题。
具备怎样的诗歌面貌才能算已完成？在隔日的重新审视下，在和编辑的沟通修改中，在作品排列于具有厚度的校对稿上等待审定付梓的前一刻，任何人都还掌握着作品被推翻、增补、再次修改的权力，诗人不是唯一把握这些权力的人。在越来越现实的文本世界中，那些尚未谋面的读者们早已守候在前方，用他们各自的阐释，将发表的这首诗送向无终的旅程。在这一层面，诗歌永远处于无休止的动态演进之中，诗歌的完成，往往带有某种程度上主观臆断的虚幻色彩。
诗歌能否真正完成？是成就写作本身，还是有关写作之外的部分？如果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在此之上引入速度这一新的变量，由“成”变为“速成”，就让“速成”的概念显得尤为可疑和危险。
诗歌速成，心态的兴奋剂
每每谈到“速成”，常常想象到的剧情发展是资质平平的一个普通人，仿佛启动了神谕的开关，在一夜间洞悉了某项技艺的绝学；接下来的剧本必是迅速斩获桂冠、迎接掌声，摇身为他那个时代中的某项技艺的“掌门”。
速成的危险，与客观层面的速度无关。从文学作品的写作上讲，写作速度的快慢往往与作品质量的高低毫无关系。作家中不乏倚马可待的“快手”，雷蒙 · 钱德勒一天就能写五千字的散文，“我写得越快，就写得越好。如果我慢了，那就是我陷入困境了。这意味着，是我在推着词，而不是词在拉着我”。既然有人钟情于百米冲刺，也会有人是马拉松的跑者，多萝西 · 帕克就痴迷于修改与打磨，“如果没有换七个字，我无法写五个字”，按此计算，其写作速度甚至可以放在负坐标上计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如此煌煌巨著仅用了不到五个月便完成，尽管在这背后是“十二年思考的结果”。由此可见，快慢之分，揭示的只是思维流淌的模式；在写作过程的快慢之外，依托的是经年累月的思索与积淀。这就好比运动员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往往能凝结为运动成绩的本质所在。
当我们谈论诗歌速成的危险时，更多是在质疑试图寻找创作捷径的心态。诚然，结果导向型人格，在光怪陆离的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中，不失为一种更契合世俗成功学的思维方式。当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诗歌乃至更广义的文艺创作层面，这一逻辑还具有多大程度上的可行性？便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索。我认为这种心态背后，指向的是一种兴奋作用，最终目的是必须有所成，且尽量减少创作过程中一切附加的烦恼。当我们每每读到心仪的诗人传记时，那些沙龙里热络的争执，领奖台上恢弘的演讲，仅是联想就像一剂高浓度的兴奋剂，被注射到读者的大脑。兴奋剂来自对文学明星的狂热想象，以及对追光灯照射的舞台的迷恋与崇拜，让被注射者幻想也能站上舞台，而且越快越好，越省力越好。
对兴奋效应进行反思，是因为对诗歌速成的追求，很可能造成对写作真实过程的遮掩与逃避。一首真正的诗歌随之诞生的，还有枯坐而毫无进度的深夜，塞满烟头的烟灰缸，吃力缴上的账单，将稿纸全部揉成团的羞赧以及必要的写作焦虑与独处空间。尽管，不是只有这凄惨的现场才能催生真正的诗歌，但艰难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如瓦雷里所言，“写诗不艰难的人写的不会是诗”。正如从未有作曲家马虎地背诵过李斯特等人的和弦，便急忙张罗着自己的演奏会；美院的学生们不会因数月草草翻过艺术史的画册，就能将自己的作品拍卖出惊人价格；任何一位努力朝向创作本质的艺术工作者，都会体会到竭力表达时的艰辛如同“分娩”。正是在艰难朝向极限的诗歌坚持过程中，独属个人的原创性、领悟力、对话感，才慢慢孵化出青涩的面貌。
兴奋的另一重弊端，还在于它对写作意义和价值观造成的扰动。并非所有写作者都对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感到困扰，对于刚刚踏上写作道路的青年群体而言，过度地将眼光聚焦于鲜花锦簇的台前，就难免经受矛盾与痛苦的创作本质之间更大的撕裂。
尽管外界的认可，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写作者对作品价值做出评定，然而在更多时候，诗歌之“成”并非一把公允的刻尺，更不是具体的终点线。诗人能做到的，不过是搭建诗歌的个人成功学，发现未被探索的自我，等待疗愈的创伤以及由语言描绘而新生的情绪，并将其贯穿为沿路真实的风景。布朗肖认为“诗歌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才能看到新的希望。写作对于个人的意义与价值，应当具有荷尔德林在《献给命运女神们》中吟诵的那般底气，“深藏在我心中的诗歌获得完成，那么，冥府的沉寂，欢迎你来吧！”而完成的兴奋，正是由兴奋效应之外长存的晦暗孕育的。
赝品诗及其危害
诗人对诗歌速成往往报以万分警惕的态度。奥登认为，“对于诗人而言，最痛苦的经验是，发现自己的一首诗受公众追捧，被选入选集，然而他清楚这是一首赝品。不管他怎么看，这首诗可能确实不错，但问题不在这里；他就不应该写下它”。奥登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赝品诗的概念。在奥登看来，生成这一切的前提是赝品诗，诗人应该将其取消。赝品，依据真实的反面被划定。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因其原真性和独创性，具有不可再现的价值。赝品诗，作为原真性诗歌的拓本，特质则与之相反——它追求可模仿性、可复制性，依照某种简易的套作和快速的复制，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衍生。借奥登的观点，目前一些通过模仿、复制和套作的诗歌受到公众追捧，被选入选集，可以视其为诗歌速成结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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