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体育和身体的关注由来已久，尤其是福柯关于身体的理论影响深远。国内学者对健身活动的探讨普遍倾向于将健身当成一种被动的身体实践，鲜有从主客观结合的层面思考这一问题。本文沿用福柯关于身体规训的理念，以健身房中的健身者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身体被“凝视”、等级化、指标化等外部规训机制和身体意识觉醒、视健身为信仰以及自我认同等内部规训机制的表现和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外部规训并不等同于机械、压抑的规范，而是与内部规训机制一起转变成一种激励机制，形成积极、主动的规训力量作用于健身者个体。
关键词:规训;身体;权力;健身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在体育、休闲产业迅速发展，媒体平台高效传播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人们对如何控制与塑造身体的关注和投入都在不断升温。健美的身体不仅传递出健康和美好的讯息，更是成为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在此背景下，健身活动逐渐兴起，进入健身房健身不仅成为人们管理身体的手段，也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活动。而健身活动作为一种现代体育运动，在对其身体实践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对体育社会理论和身体社会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1.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体育和身体
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体育的社会学研究仍不多见，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体育社会学受到其他社会学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论、符号互动论等的影响逐渐发展起来[1][2]。20世纪70年代以后，埃利亚斯从过程社会学的视角对体育训练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3][4][5]。布迪厄关于身体与场域、惯习、资本的研究也促使体育社会学开始关注不同的运动场域与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之间的关系[6][7]。进入90年代以后，从媒体、消费、女性等不同领域对体育进行的社会学解读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与日俱增[8][9][10]。
身体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较晚，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对身体的研究分为自然路径和社会建构路径。自然路径关注的重点在于性别、种族等造成的身体差异和社会差异，而社会建构路径更多着眼于身体如何在社会中被约束、规训或形塑，这也是目前身体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如米歇尔·福柯、欧文·戈夫曼、玛丽·道格拉斯等人的研究[11]。其中福柯关于“规训”的论述对体育活动与身体控制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大影响，在福柯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身体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福柯式的身体思维一直非常关注支配身体的制度或机构。“驯顺的肉体”往往是层级监视(hierarchical observation)、规范化评判(normalizing judgement)和审查(examination)这三种典型现代规训方式的产物[12]。福柯认为，规训的权力已经“分散在社会各处，形成大量的微观中心”[13]，而包括健身在内的体育运动作为身体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也逃不过规训权力的作用。另外，“话语”也是福柯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他从认识论的角度把身体看作是由话语所生成，并存在于话语之中。此处的话语并不等同于语言，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意义构架，“确立了一切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之间的关系”[14]。换言之，话语带有权力和支配的意味。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话语的目标从“作为肉身的身体”转向了“心智性的身体”，对身体的控制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而是更多依靠监督和激励[15]。于是，福柯这样形容现代消费社会语境下的身体控制:“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控制，而是通过鼓励来实现控制”[16]。
2.中国人身体观念的变化及其研究概况
中国人对身体和体育运动的关注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近代以前，主要以家庭为场域的“规训”，女性为繁育后代和辅佐丈夫做好准备，男性则以强壮的身体为目标，作为劳作、保家、卫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从近代到改革开放前，近代西方世界入侵导致的国家、民族危机使得人们开始思考身体素质与民族希望之间的关系。现代体育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中逐渐成型，体育运动摆脱了边缘性，开始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今。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设计上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兴起，资源分配的调整，这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制度的改革削弱了以往国家“大包大揽”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在私人消费制度的价值偏好上的转向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空间[17]，这推动了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个人需要走出对国家、单位的依赖，积极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自主安排人生，自食其力，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负责[18]。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个体化使得个人必须独自面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生存压力，健康的身体此时便成为一种重要资本。于是，健康成为一种社会主导价值，成为“健康主义”(Healthism)[19]。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层现象，越来越多人走出“温饱”的及格线，走进中产阶层、富裕阶层，开始更多关注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事物。加之消费文化从西方强势入侵，在与大众传媒的“合谋”下，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身体不再是家国昌盛的“工具”，体育运动也不再仅仅作为强身健体的活动，而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意义。于是，身体由神圣向世俗回归，反映在体育领域便是健身作为一项大众体育休闲方式的登场[20]。
梳理国内从社会学视角对健身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用福柯的权力控制理论来解释当下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健身活动属于主流话语，另外，一些研究也在权力控制的视域中结合了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以及其他消费文化研究[21][22][23]。尤其是唐军、谢子龙通过结合福柯、鲍德里亚和埃利亚斯的理论，以健身APP为例，力图揭示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消费社会背景下，新的身体规训机制如何形成[24]。另外，从性别主义和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角度进行的探讨也有一些成果[25][26][27]。但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健身活动的探讨倾向于对外部控制力量持批判态度，普遍将健身者当成被动的客体，在消费文化、健身房、教练、训练计划、大众传媒等的操控下进行着一系列被动的身体实践。而本研究则沿用福柯关于身体规训的概念，以健身房为实践的空间去解释健身者的行为，并尝试把规训机制分为外部规训和内部规训，外部规训主要指除去健身者主观能动性以外的因素，而内部规训则是来自健身者的身体、思想等方面。这也就自然地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首先，健身房中的外部规训机制如何运作，呈现怎样的特点?其次，内部规训机制是否存在，又如何表现?最后，这种规训机制是机械的、压抑的?还是乐观的，积极的?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健身活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
本文的研究场所是城市的健身房，访谈对象则为健身房中的健身者及曾有过健身房健身经历的人群。为尽可能还原健身房中的身体实践，获得第一手资料，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三类: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自我民族志和实地观察。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有助于反映被访者的思想活动和情绪变化。自我民族志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资料收集方法，其与传统民族志方法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对研究者主观感受的重视[28]，能够将研究者的个人经验、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等与所研究的社会现象紧密结合起来[29][30]。本研究采用英文Case(个案)的首字母C作为个案编码的首字母，之后依次是访谈顺序的阿拉伯数字、被访者性别、被访者年龄，中间用短横线“-”隔开。例如“被访者5号，男，35岁”表示为“C5-M-35”。
二、外部规训机制的运作
健身运动作为一件“舶来品”，其前身健美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近代健美活动则兴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我国的健身活动起步较晚，从1930年的“沪江大学健美会”开始，经历了建国初期极“左”思想的压抑，到改革开放后回归。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人们可支配收入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体育活动和体育赛事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加之国家对大众体育的政策性引导，对全民健身活动的鼓励和推广，使得广大民众运动热情高涨。另外，在西方消费文化的浸润和我国社会分层的双重作用下，健身活动开始成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标志，并携带着身份认同的意味和阶层区隔的功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拥有固定场地、健身设施齐全、配备专业教练的健身房开始蓬勃发展。如前所述，福柯认为身体作为社会构建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往往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评判和审查这三种典型的现代方式而被规训。这种规训的力量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体育活动作为与身体控制密切相关的领域，自然也是规训力量运作的重要场域。于是，层级监视、规范化评判和审查在健身房的身体实践中相应体现为身体被“凝视”、身体等级化和身体指标化，成为外部力量作用于健身者。
1.身体被“凝视”
福柯认为层级监视的方式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们相信能够通过监视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如福柯认为规训权力最理想的建筑形式是全景敞视监狱，这种设计的目的便是用最少的人力实现对最多犯人的控制。其结果便是使人始终处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即“在被囚者身上造就了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和持久的可见性，从而确保权力机制的自动运行”[31]。这种“凝视”在健身房广泛存在，形式多样。
C4-F-30:我们(训练的时候)前面是一面镜子墙，让你看见自己的动作。但是别人也能看见啊，刚开始我还挺不好意思的。但是这样也好，不能偷懒，虽然教练不说，但是别人都看着你呢。要是动作很丑或者总学不会(新动作)，也觉得没面子，别人都行，就你不行?所以稍微有点压力。不过好处也有，有做得好的，你可以看着学人家。
墙面镜是健身房的标配，有利于室内空间的视觉延伸。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墙面镜“扮演”了层级监视的角色，使健身者处于一种“凝视”中，有自身的审视，也有来自其他健身者的关注，每个人都在被凝视的同时凝视着他者。但是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健身者普遍对镜面墙的存在持肯定态度，比如C4号访谈者提到她经常利用镜子向其她健身者“偷艺”，C6号访谈者则提到她每次练习深蹲的时候都会在镜子里观察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线条变化，控制和调整自己的动作。这说明，镜面墙作为一种外部规训手段，一方面起着监视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被健身者利用起来满足各自所需，成为一种帮助。另外，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和访谈对象的反馈可以看出，随着健身活动的发展和人们健身需求的变化，健身房里的训练形式跟前几年相比更加灵活，以团队形式出现的健身者越来越多。
C1-M-35:我练这个Crossfit国内这几年才流行，运动量超大，特累，基本是小团课。这个(Crossfit)如果不是小团(课)，一个人很难坚持的。大家一起练，互相鼓劲儿，挺有意思。真的，那种顶不住的时候，队友的鼓励就是最后那点力量了。或者有时候懒得动不想去了，群里(微信群)就有人@你，就是大家也在互相监督、鼓励。
受访者提到的小团课一般都是5~10人的团体，由一名教练带领进行集体训练的模式。由于在健身运动中最难克服的障碍是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和惰性，因此，当个人能动性缺乏的时候，团体内部的互相支持和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小团体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虽没有明文规定成员的健身行为，但是借助微信之类的社交软件作为联结工具和展示平台，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权力，监督成员的行为，形成“凝视”的力量。由于这种团体训练有利于提高运动效率和维持个人的健身习惯，所以团员们乐意被其他团员所监督，这个身体被规训的过程体现出明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健身教练也是健身房中重要的“凝视者”。
C6-F-34:她(教练)会给你定好每节课的任务，都是根据你身体情况定的，很专业。刚开始(教练)会教你，带着你做，动作错了会受伤嘛，后面你都会了，她就相当于看着你了，给你纠正，计数、读秒。哎呀，没有教练可不行，我早放弃了(笑)。不跟着专业的(教练)练，还不如不练，受伤了更麻烦。
通过访谈和实际观察发现，教练不仅监督学员的训练过程，也会监督学员的日常饮食、起居习惯等，并且教练的言行往往对学员产生较强影响。
C9-M-27:一开始他会在课程中穿插一些营养学、医学的东西，怎么练好，怎么吃好，保证睡眠，锻炼前不能喝酒之类的。你要是想练出点样子，当然要听他的啊。而且教练的饮食特别疯狂(极度规范的意思，很佩服的语气)，就感觉咱们每天吃得太随便了，太不讲究了，他们吃得很科学，什么蛋白啦，多少碳水(化合物)啦，多少卡，都计算好的，所以人家身材保持得那么棒(崇拜的表情)，我也要坚持。
正是由于健身教练在人体解剖、生理、营养和运动技能等知识方面的专业性，使之具有了高于普通健身者的权威力量，其对健身者行为的“凝视”才成为可能。另外，根据笔者个人的健身经历来看，类似微信这类跨平台通讯软件的流行和普及使得学员和教练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很多教练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健身知识、减脂食谱，也会提醒学员注意饮食、按时训练等，很多受访者都表示跟教练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也正是这样，教练对健身者的影响也就从健身房延伸到了私人生活中，一方面规训的力量和规训的空间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和扩大，另一方面，教练在这个过程中从“凝视者”转变为“专业的朋友”，规训力量的运作方式也从单方面的监督变成了对等的交流。
2.身体等级化
如前所述，在层级监视的作用下，健身者成为被凝视的客体，而规范化评判则造就了身体的等级化。对一个人的评判不只是出于其行为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更要看其行为在这种行为的等级序列上所处的位置。规范化评判的规训力量极具普遍性，它可以贯穿一件事物自始至终，也可以渗透进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虽然健身活动现在更多作为个人的爱好和休闲方式而存在，但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健身活动仍具有明显的竞技性和等级化特征。
C4-F-30:我们搞了个减肥小组，内部比赛排名，看谁减得快，一次是两周，周末挨个过秤(笑)，输了有惩罚的。所以我最后那几天(临近过秤的时候)都练得比平时使劲，吃得也少。虽然嘴上说输一两次也没什么，但心里还是在较劲，跟别人较劲，也跟自己(较劲)。
这种非正式排名虽然强制力和竞争性没有正式比赛强，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规范化评判的力量作用下，健身者被置于一个等级排序的体系中，竞争的意识由此而产生。因此，为了提高运动效率，使健身活动增加一定趣味性和竞争性，健身者往往会主动将自身置于一个等级排序系统中，不仅与他人进行比较，也与自己进行比较。
C1-M-35:我今年报名斯巴达(一项比赛)了，想去燃一下，激励一下自己。去年参赛的人将近7万吧，想想那个场面，我现在就热血沸腾了(秀了下肌肉)。他们Sprint(竞速赛)能跑到40分钟以内，我能跑多少?我就是想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水平，所以我要去试试。有时间的话明年我还参加，看看自己变强没。这两个月我都练得挺拼的，感觉有股劲儿。
C1所提到的“斯巴达”是指斯巴达勇士赛(Spartan Race)，是一项遍布全世界的障碍赛。笔者在访问斯巴达勇士赛中国官网时发现，成绩排名在栏目菜单中占据着显要位置。进入成绩页面后可以看到比赛成绩被按照城市、赛事等级、性别、年龄等多个维度被划分成多种排序方式。而在“全球排名”的栏目里清楚地写着“斯巴达障碍赛吸引了众多世界顶级选手参与。区别于其他障碍跑，斯巴达障碍赛有完整的计时排名体系......根据选手与其所处组别的冠军的成绩差距，每位斯巴达障碍赛参赛者在赛后均会获得积分，以及相应的三大系列赛(世界系列赛、亚洲系列赛、中国系列赛)排名。通过排名，你可以了解自己的实力在所有斯巴达选手中排在什么位置”[32]。在这段说明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规范化评判的技术，但也正是这种等级排序带来的力量激励着众多健身者。
3.身体指标化
经过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评判之后，审查把前两者合二为一。福柯将审查看作一种“规范化的目光”，个人的身体在被“凝视”和等级化之后，通过指标化而具有可视性，个人也由此可以被区别和评判。“一方面，审查可以得出被审查者的实情，同时，通过在审查中建立的规范可以控制被审查者的行为”[33]。审查的技术将个人被审查的信息记录下来，成为权力对个人控制的途径。不同于前现代社会权力的高度可见性，现代社会的权力往往是隐蔽的，通过手段使被控制目标可见性提高，进而实现权力的运行。
C5-F-28:我第一次过来试练以后，教练给我测了体脂率、肌肉分布、新陈代谢率、三围什么的，很多指标，然后都记录在一个表里，相当于我的“档案”。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测一次，看看锻炼的效果。目前看起来，锻炼还是很有用的，我的体脂率比三个月前降了3个点，腰围小了，肌肉分布也比那会儿(刚开始)均匀一些。每次测完都记下来，他(教练)说这儿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
对于健身者来说，对身体最直观的审查便是将身体指标化，通过指标来认识和评估自己的身体。健身者往往习惯用指标，如体脂率、新陈代谢率、BMI等作为形容身体状况的词语。除了把各项身体指标系统记录下来以外，Keep、薄荷健康等减肥健身APP和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也是健身房中常见的身体指标化工具。
C6-F-34:我最近每天的饮食和运动都会记在“薄荷”(一款APP)里，这个月的目标是体脂率降百分之二，所以最近基本只吃鸡胸和瘦牛肉，都是100多卡(每100克)的样子，一天差不多摄入在900卡左右，消耗在1500卡左右。其实减脂这个事儿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消耗要大于摄入，要清楚吃了多少卡，运动耗掉多少卡。为了准确一点，我运动时候都戴着IWATCH(一款运动手表)，可以显示运动的时间，消耗的卡路里，心率过高还有提醒。我比较看重这些指标，比较科学。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对身体的指标化控制不仅被应用于运动训练上，也被应用在饮食安排上。如C9受访者也提到他的教练对饮食的安排非常精细甚至苛刻，每一餐的能量摄入、营养元素，甚至微量元素的量都会被详细记录。就这样，健身者通对自己的饮食、训练内容等的指标化控制，进行着对身体的规训。
三、内部规训机制的运作
如前所述，健身者的身体实践往往经历着身体被“凝视”、身体等级化、身体指标化三种外部机制的规训。然而，健身者在健身房中表现出的持续的热情与投入，以及对健身活动的认同与热爱，单凭上述几种外部规训机制的力量能够实现吗?通过深度访谈和笔者自身的健身经历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除了外部规训机制以外，还存在着健身者的内部规训机制，去支撑“痛并快乐着”的健身活动。
1.觉醒的身体意识
在福柯看来，个体在成为“驯顺的肉体”的同时还在不断将自我“问题化”，并积极主动地对自我进行着管理和改造。而健身作为一种管理、改造身体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们身体意识的觉醒而流行开来的。事实上，回顾大众体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包括健身在内的大众体育兴起的首要决定因素便是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使得普通人也有机会参与和从事体育休闲活动[34]。于是，作为一切消费主体的身体，也自然而然成为消费的客体和对象。美好的身体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消费品，“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彻底变成了救赎物品”[35]。于是，人们在消费文化、大众传媒的影响下越来越关注身体的外形。
C3-M-34:现在的社会真是看“颜值”，而且这些年对男人的形象越来越有要求了，电视上、广告里到处都是(长相好身材好的男人)。我从小就一直非常瘦弱，作为男生来说呢，我觉得不好看，我想变得强壮一点，Man一点，因为这个原因才去的健身房。但是练肌肉这种东西就是你停下了(不练了)，它就退步了，所以我差不多坚持10年了，喜欢(健身)，所以也不会觉得很枯燥什么的。
特纳认为，人类社会由生产范式向消费范式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个人身体意识觉醒，身体成为消费的重要内容[36]。在消费文化的熏陶下，大众传媒的审美框架中流行的理想身体形象对人们的个人认同和自我管理产生了较大影响。于是，健身作为一种可以使个人身体通往理想身体的途径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作为对身体意识觉醒的一种回应。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竞争加剧，生存压力增大，使得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重要隐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资源分配的调整加速了整个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个人不得不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健康的身体成为重要资本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不论增肌减脂，还是预防疾病，对身体的关注使得人们积极通过从事健身活动实现对身体的管理和改造，个人身体意识的觉醒成为健身者自我规训的重要发生机制。
2.将健身视为一种信仰
在身体意识觉醒之后，人们开始积极参与到健身活动中。然而，获得理想的身体要付出艰辛的代价，健身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身体经常要在重复简单而枯燥的动作同时承受着各种痛苦。有学者指出，在跑步运动文化中，禁欲和耐力是最重要的价值规范[37]，这也同样适用于健身活动。
C6-F-34:好像有个说法“健身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吧，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啊。健身除了是种体育活动以外，我感觉更像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我身边很多健身的朋友，感觉有种信仰吧，倒不是说多么神圣那种，就是觉得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好。而且很多人确实锻炼以后就瘦了，线条好看了，睡眠也好了之类的，所以大家才相信，才愿意每天这么苦哈哈地练，就是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坚定的语气和表情)。
布迪厄曾提到“体育和健身意味着对它们所保证的被推迟的且往往感受不到的利益......的一种理性信仰”[38]。健身者们用身体践行着一种“苦行”般的修炼，就是因为心中对美好健康身体的向往。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中身体管理和改造的方式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人们通过使用运动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以及运动APP、智能体重秤等，可以随时将身体状况数据化。
C7-M-34:有时候练到想“死”，瓶颈期，精神上的瓶颈，身体上的瓶颈，特别折磨人，那时候会想，我在干啥?你也有过吧。但是你得相信，体脂秤不会骗你，表上的数字不会骗你(我们正好都戴着同款运动手表)。你做上几组杠铃高翻、沙球过肩，心率马上就奔160了，你再来几轮风阻单车，几百卡妥妥消耗掉。这招特好使，撑不下去的时候，想想这些，就来劲了，健身这事儿最重要的就是你得信!就像有人信佛，有人信基督，一个道理，你也得信，就得靠信念支撑!
健身者用数据去代替身体感受对身体进行监督和管理，于是，对科技的信赖成为健身者自我规训产生的重要理性维度之一。除了上述受访者提到的对美好身体的向往以及对科技手段的信赖，也有几位受访者提到健身房本身的场地和设施让人产生一种“仪式感”。如C3号受访者表示，他不喜欢用健身APP在家里练习，他喜欢健身房里的感觉，整齐排列的器械，人们挥汗如雨的画面，使他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对身体的敬畏、对运动的敬畏，这种敬畏就是他的信仰，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训练的力量源泉。
3.自我认同
现代社会中，对身体的建构和控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身体开始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身体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39]。健身作为一种身体实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便是通过健身去管理和改造自己的身体，包括外部的线条和内部的运作，这种对理想身体的争取本身便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另外，在这个对身体进行规训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许多意料之外的积极改变，如获得周围人的赞许、生活质量的提升、自我认识的转变等等。
C2-M-39:我最开始去健身的原因就是我姑娘(女儿)说爸爸你太胖了太丑了。现在练了一年多了，我觉得好处就是，一是生活变得更加规律了。二是我真的瘦了，但是变得更强壮有力......然后我现在也更有自信，这个自信并不来源于刚才我说的强壮有力，而是我认为我比别人有更强的自律，更强的意志力，还有更坚定的信念。我觉得我都爱上健身了，每天不练练难受。反正健身这事儿让我改变很多，就是我比别人强的地方并不在于我减了多少，卧推能推多少公斤，不是这个意思，跟身体强壮没关系，而是重新认识了自己，我能做到很多自己以为不行的事儿，这才是我能坚持训练的原因，心里想证明给自己看，你能做得更好。
作为一名健身者，笔者对C2提到的感受深有体会，这种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由健身产生的认同感，支撑着每一个健身者，成为一种强烈的内部规训力量，而这些由健身带来的身体变化往往是符合社会预期和个人预期的变化。如果把身体看作一种资本，那么在通过健身实践之后的身体则是更容易被社会主流认可的资本，个人往往愿意展示这种资本并能够凭借这种资本获得更多认同，也能从中体会到自我管理和自我改造的快乐。于是，这种自我认同就成了健身者积极主动进行自我规训的重要推手。
四、结语:被规训的积极健身者
特纳将身体看作一项规划，其内部和外部都可以通过监督、培育和维护的方式去实现功能的充分运转[40]。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受到个体化、健康主义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渴望对身体的控制，关注身体的外形和健康。于是，健身作为一项能够实现身体管理和改造的活动，被人们充分接纳并实践。
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在近代西方文明入侵后受到很大冲击，身体素质逐渐成为国民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人们以自身的力量去面对社会的变化和竞争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健康的身体成为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资本。于是，健康主义开始主导社会主流价值，在与消费主义、大众传媒技术的合力下，使得体育运动和个人的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健身房和健身活动作为便于身体管理和改造的场地和技术，也由此流行开来。通过访谈、观察和实际经验的分析可以发现，围绕健身房产生的外部规训机制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被凝视的身体，包括墙面镜的使用、健身小团体的组织权利以及教练监督作用的延伸。健身者在各种“手段”的“凝视”下，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找到合理的训练方式，养成良好健身习惯。第二种外部规训是身体的等级化，体现为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赛排名。依靠体育运动自身的竞技性，利用等级排序激发健身者的竞争精神，提高训练效率，增加健身活动趣味性。在经历了身体被“凝视”和等级化之后，指标化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目光”。通过对健身者各项身体数据、饮食情况、训练内容的指标化记录，监测运动效果，实现对身体的控制。福柯认为人们在被权力规训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问题化”，而对身体的管理和改造便是解决“问题化”的恰当方式。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身体成为被消费的客体，对身体外形和内在健康的关注也成为必然。因此，觉醒的身体意识作为内部规训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成为健身者自我规训的重要发生机制。而将健身活动视为一种信仰则是内部规训的第二种形式。健身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禁欲和耐力体现了健身者的价值规范。健身者对美好身体的向往以及对由科技手段得出数据的信赖在充满仪式感的健身房中以信仰一般的精神规训着参与其中的健身者。第三种内部规训的形式是健身者的自我认同。通过训练，健身者往往能够在身体的变化过程中体会到建构和管理身体的乐趣，且这种身体的变化是符合社会预期的。于是在自我愉悦和社会认同的共同作用下，健身者会获得积极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正是激励健身者持续进行自我规训的有效形式。
总的来说，健身房中体现出来的外部规训机制并不等同于机械、压抑的规范，而是与内部规训一起转变成一种激励机制，形成积极、主动的规训力量作用于健身者个体，使健身者能够保持良好的健身状态。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健身房中形塑身体，消解着因生活压力和情感诉求所带来的烦恼，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因此，笔者认为在健身活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和认可的同时，也将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对健身活动个体性和社会性的探讨将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消费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6ASH001)的研究成果]
高昕: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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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2期，P30-36，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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