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出人意料的“安然无事”，但新冠疫情依然对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这一年的非洲政治依然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日常”，非洲仍旧面临着地区安全的张力和大国博弈的选择。

与此同时，2020年的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舞台的互动与碰撞中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方向。非洲政治的2020年不仅仅和54个非洲国家有关，还与世界未来的变革联系在了一起，而对2020年非洲政治关键词的盘点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非洲冲突“祸根”早已被埋下

非洲依旧是全球族群冲突、社会抗争、恐怖袭击、内战和政变频发的地区，这一特质在过去几十年都不曾改变，过去五年来亦是如此（图1）。2020年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爆发的冲突成了今年非洲的头条新闻。11月4日，埃塞总理阿比宣布进攻袭击政府军军事基地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11月28日，阿比宣布政府军已经成功控制提格雷州首府，并宣称军事行动结束。此次冲突造成数千人伤亡，并使得数万难民流离失所。

其实，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算不上非洲政治的“新闻”。非洲很多国家在独立后一直都面临“防内战还是防政变”的难题：若将不同族群吸纳到体制内，可能引发日后政变，但若将其排除在外，则可能爆发内战。此次冲突的焦点“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拒绝加入阿比总理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再加上埃塞联邦制的本身缺陷，爆发冲突的根源早就被埋伏下了。

过去十多年，埃塞俄比亚被视为在经济发展与和平建设领域取得成功的“非洲狮”，阿比总理还因解决冲突的成就刚刚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然而，2020年的提格雷冲突不仅为埃塞国内和东非地区的和平埋下了隐患，也为包括埃塞在内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当然，提格雷冲突不仅仅反映了非洲政治中广泛存在的族群矛盾，其也和近几年比较活跃的东非分离主义有关。

图1.非洲5年来的冲突情况   来源：笔者根据ACLED数据库整理，数据截至2020年12月12日

实现和平仍有可能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非洲国家的2020年有战争的残酷，也有和平的果实，其中一个好消息是苏丹过渡政府与反政府武装10月3日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签署最终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17年的敌对和冲突状态。此次协议内容涉及权力和财富分配、安全、司法以及帮助流离失所者返乡等。和平协议将对苏丹新生政权建设国家和东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

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和内战。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推动下，2011年南苏丹独立。与此同时，苏丹北部和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谋求独立的武装组织组成了“苏丹革命阵线”，与苏丹政府对抗。苏丹总统巴希尔领导的政府在2019年被军方推翻，之后苏丹过渡政府成立，其开始与武装组织和谈。

如果说冲突是非洲政治的常态，那和平也应该是。经过国内不同族群和政治派别之间的互动，地区性大国和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的积极斡旋，非洲国家合理处理冲突与实现和平依然是可能的。虽然仍有部分苏丹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拒绝参与和平谈判，但此次和平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达尔富尔地区向稳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苏丹可能因此获得国家建设与发展经济的“战略机遇期”。

非洲内部博弈影响待观察

虽然非洲往往被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但这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容易让我们忽视非洲国家作为个体在区域国家间交往和大国博弈下可能产生的微妙变化。2020年，围绕复兴大坝的博弈让我们看到了非洲国家间政治角逐的能量。2020年7月，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开始注水，而预计注满水的整个过程将耗时5到15年。资料显示，复兴大坝始建于2011年，项目地处埃塞境内的尼罗河水源上游。完成整个项目所需资金可能超过50亿美元，占2019年埃塞俄比亚GDP的2%。复兴大坝建成后将成为非洲最大和世界第九的大坝，其不仅仅将满足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的电力需求，而且多余电力将出口邻国，这对埃塞和东非经济发展都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然而，大坝的建设引发了下游国家苏丹和埃及的政治紧张（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也表达了对项目影响的担忧）。大坝建成后尼罗河下游的水量有可能减少四分之一，故邻国苏丹和埃及担心埃塞将大坝当成“政治武器”。对于埃塞而言，大坝象征着国家的“复兴”，是埃塞人民自豪感的来源。

由此看来，围绕复兴大坝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复兴大坝将是洞察东非乃至非洲国家间关系、非洲与世界大国和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围绕大坝的博弈可能对埃塞乃至其他东非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如何对跨国水资源进行有效治理与合作也是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难题。

疫情影响域外大国在非形象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造成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非洲国家也不例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非洲国家感染人数超过274万人，超过6万人病亡。南非是受到此次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非洲国家，受感染人数超100万，死亡人数超2.8万。其他受影响较为严重的非洲国家有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塞尔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不过，相对世界上的其它地区而言，疫情对非洲的直接影响相对较轻。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大规模检测与治疗）有限，有专家表示非洲的疫情很有可能被低估。对非洲疫情的准确评估还受到非洲政治的影响，如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宣布新冠病毒在坦桑尼亚已“被打败”，该国并不对外公布疫情信息。

疫情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已有所显现。首先，和其它地区一样，非洲国家由于疫情应对政策的差异，可能导致政治互信不足，非洲国家间的抗疫合作政治合作面临挑战；其次，疫情后的封锁政策可能使得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恶化，甚至引发新的问题，如农业减产和贫困，再加上可能存在的气候灾害，这都将间接增加饥荒和冲突的概率；再次，疫情也可能导致非洲的政治选举受到影响，可能影响到一些国家正常的政治轮转。

非洲疫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需更多观察，但疫情之后非洲国家对世界大国的认知将可能被重塑。笔者和不同非洲国家人士交流后发现，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乃至之后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医疗援助，以及中国自身对疫情的成功应对（相较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在非形象有正面影响。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后续在对非援助，特别是医疗援助（利用本国在疫苗研发上的优势）继续巩固自身的积极形象。与此相反，欧美国家由于在疫情暴发时没有第一时间对非洲国家进行紧急援助，甚至还出现相互“扣押”防疫物资的情况，这对其在非洲国家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后续的对非医疗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疫苗的分发也将是欧美国家能否重塑形象的关键。

非洲国家政治发展或被重塑

非洲的政治发展长期被外界力量所塑造，特别是作为历史上的殖民者和战后政治经济“设计师”的欧美大国以及受其控制的国际组织。非洲国家当下的社会矛盾、冲突、贫困和种种政治乱象都多多少少与此有关。不过，倘若我们想更加完整地捕捉非洲的政治生态及其变迁，至少需要考虑三种不同动力。

第一种便是非洲国家内生的政治发展张力与合力，这是最为根本的，非洲国家不同族群的冲突与和解就是一个例子；第二种是非洲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国家之间的竞争（有时甚至是战争）是塑造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非洲国家之间未来面临的博弈对非洲政治发展不见得是坏事；第三种是非洲国家在大国政治中的战略性投资与策略性选择，非洲国家由此可获得更多、更强的对外交往“韧性”，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完全依赖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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