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冲洗液温度对膀胱痉挛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患者100例,将其随机等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均给予术后常规护理,试验组采用同患者肛温(近37 ℃)的膀胱冲洗液冲洗膀胱,对照组给予室温(25 ℃左右)膀胱冲洗液冲洗膀胱,比较两组患者膀胱痉挛发生和生命体征变化情况。结果:试验组患者膀胱痉挛发生低于对照组(P<0.05),日平均发生膀胱痉挛的次数少于对照组(P<0.05),持续天数短于对照组(P<0.05),收缩压、舒张压和心率变化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经尿道行前列腺电切的患者,术后护理中要重视膀胱冲洗液温度的选择,接近患者体温的膀胱冲洗液可以有效减少术后膀胱痉挛的发生,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冲洗液温度;膀胱痉挛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5.06.009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的患者较经腹前列腺切除的患者恢复时间较短,术后出血明显减少[1]。但是仍然要重视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为了防止患者术后出血形成膀胱内的血凝块,我们要求护理人员在患者术后立即对患者进行膀胱冲洗,并且要求术后1周内每日冲洗[2]。膀胱冲洗液的温度对患者的影响是我们本次试验研究的重点,同时,为了使前列腺增生症行前列腺摘除术出院的患者尽早恢复膀胱排尿功能,我们对试验中的每位患者采用的都是常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并
作者单位:518101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黄春红:女,本科,主管护师
给予患者1~3个月的康复训练。本次试验中,我们重点探讨了膀胱冲洗液温度对患者发生膀胱痉挛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选取2013年4月~2014年4月在我院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前列腺肥大患者100例,纳入标准:(1)患者出现排尿困难症状,影响生活,要求手术。(2)患者的血糖在术前控制在8.0 mmol/L以下,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3)患者没有严重的全身系统疾病,心、肺、脑功能良好。(4)患者凝血功能正常。(5)术后病理证实患者为良性前列腺增
生性疾病。将其随机等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患者年龄62~83岁,平均年龄(65.8±3.5)岁。对照组患者年龄61~82岁,平均年龄(66.3±2.8)岁。两组患者年龄、病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术后常规护理,对照组患者术后立即用室温(25 ℃左右)的2000 ml生理盐水行密闭式持续膀胱冲洗,直至冲洗液由红色变为澄清透明为止。术后每日冲洗膀胱1次,冲洗速度由120滴/min逐渐减慢,直到冲洗速度为30滴/min时,患者的膀胱冲洗液依然澄清为止。试验组将膀胱冲洗液的温度加热至接近患者肛温(近37 ℃)时才进行膀胱冲洗,冲洗方式、冲洗速度和停止冲洗指征均同对照组。
1.3评价方法(1)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膀胱痉挛的发生。膀胱痉挛的判断:患者出现膀胱及尿道口疼痛,膀胱憋胀感,即为1次膀胱痉挛。2次膀胱痉挛之间相隔30 min以上,否则为1次发作[3]。(2)两组患者冲洗前后的血压、心率的变化情况。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5.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两组患者术后膀胱痉挛发生情况比较(表1)
3讨论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的患者,需要科学系统的进行护理,才有助于患者的尽快康复。及时的膀胱冲洗能够发现患者的术后大出血并给予相应的处理措施[4]。膀胱冲洗的目的是防止患者的膀胱内出血形成血凝块,妨碍膀胱的排尿功能,甚至对膀胱功能造成不必要的损伤[5]。
以往,前列腺切除的患者经过术后膀胱冲洗后发生膀胱痉挛的较多,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膀胱冲洗对膀胱及相应逼尿肌或神经的刺激有关[6]。老年人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大量低于体温的生理盐水进入膀胱,使机体感到发冷,增加了对膀胱的刺激,将会诱发膀胱肌肉自主收缩,导致膀胱痉挛[7]。低于体温的冲洗液也会刺激膀胱的交感神经,使之兴奋,从而增加机体内肾上腺素等升体温激素的大量释放,机体以各种方式增加体温,诱发膀胱痉挛的发生[8]。低温的冲洗液也会刺激术后的前列腺切口,增加其出血量,使患者不易恢复,大量出血也容易阻塞冲洗导管,使膀胱憋胀,增加对膀胱的刺激,从而诱发膀胱痉挛[9]。在本次试验中,我们给予试验组患者接近患者体温的膀胱冲洗液进行冲洗,患者膀胱痉挛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日平均发生膀胱痉挛的次数少于对照组,持续天数短于对照组。说明提高膀胱冲洗液的温度之后,膀胱痉挛的发生率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在对两组的生命体征进行调查时我们还发现,试验组患者血压和心率等生命体征的变化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说明接近体温的膀胱冲洗液对患者的整体刺激明显减小,有助于患者术后休息和恢复[10]。
综上所述,经尿道行前列腺电切术患者,术后护理中要重视膀胱冲洗液温度的选择,接近患者体温的膀胱冲洗液可以有效减少术后膀胱痉挛的发生率和发生次数,有助于患者的尽快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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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乱武是游戏《三国杀》中群雄武将贾诩和魏国武将SP贾诩的限定技,具体规则是:限定技,出牌阶段,你可以选择其他所有角色,这些角色需对距离最近的另一名角色使用一张【杀】,否则失去一点体力。
2、技能名称:乱武。技能种类:限定技。使用者:贾诩(群雄、旧版魏国),台词(经典形象智放沈密)配音:哭喊吧,哀求吧,挣扎吧! 然后死吧!/ 哼哼哼,坐山观虎斗。“乱武”一词是周泽雄先生在他的三国人物评论集《文和乱武》一章评论贾诩时首次提出的。
(来源:文章屋网 )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国学热持续升温。目前,很多幼儿园都开展了国学教育,但是收效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幼儿园照搬传统私塾教育模式,室内悬挂孔子、孟子等大家画像,组织学生席地而坐并诵读等国学经典作品,为幼儿学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是,凡事都讲求度,需要选用正确的处理方式,幼儿国学教育在此方面的工作力度明显不足。
一、幼儿国学教育存在的误区
1.国学经典乱入
近年来,国学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渗透逐渐深入,旨在传承发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很多幼儿园将《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经典引作教材,生搬传统私塾教学方法,将其硬套在现代幼儿教育中,收效低微,而且增加了幼儿的负担。我国大部分国学经典主要由古代汉语行文,与现代汉语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对幼儿的理解造成极大困扰和阻碍。国学经典的文化内涵丰厚,同时涉及治国、伦理、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加上晦涩难懂的文字,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而言,其学习难度可想而知。因而,很多孩子在国学教育中只能囫囵吞枣、食之不化。身处现代文明的孩子,即使面对浅显的童蒙读物尚不知所云,况且,国学经典中也不乏落后思想,假如一味地全盘接受,势必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2.偏重死记硬背
幼儿尚处在成长的初级阶段,对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不强,只能选择死记硬背的方式完成国学教育任务。不少幼儿虽然可以熟练地背诵《弟子规》等国学内容,但是一旦提及一些问题,就会出现茫然状态。还有部分幼儿园单纯地以古诗词背诵量为国学教育评价标准,与其教育目标格格不入。幼儿正是学生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适当诵读部分国学内容将有助于其记忆力的开发,但这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事实证明,过度强调死记硬背,而忽视了学生对内容的理解,随着时间的延长,对所学内容就会忘却,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兴趣大减,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二、幼儿国学教育的优化对策
1.明确国学教育目标
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内容丰富,内涵深厚,涉及文史哲等多个方面。幼儿国学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精读几本经典,其根本目标是对传统优良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为此,我们应该在孩子们的能力范围内,合理地筛选国学教育内容,一改灌输教育的弊端。具体而言,需要在确定国学教育发扬传统美德主线的基础上,对幼儿进行引导教育,启示他们掌握为人处世的道理。
同时,还需要把幼儿国学教育的重点转移到用传统文化陶冶其美好情感方面上,让孩子们领悟国学经典中蕴藏的精神内涵,使之感受人性美、人情美以及自然美,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美好情感、优雅人格。
2.合理选用教学方法
关键词:典;经;六艺;诸子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97-02
所谓经典,辞海释义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我国现存的经典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先秦。那么,先秦经典的初始含义是什么?经典一词是如何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本文将从文献学的角度分别探讨“典”、“经”的形成及其原始风貌。
一、典之形成
所谓“典”,甲骨文作 或 ,金文作 ,《说文解字》注曰:“五帝之也,在丌上。尊之也。都典大也。”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强调其历史之古,“在丌上,尊阁之也”,则意在表明典具有尊贵的地位。目前我们所能追溯的最古老的“典”是商代之典。于省吾先生《释工典》一文云:“契文之工典,工应读为贡,典即古典字,典亦册也,书祝告知辞于典册,祭而献于神,故云贡典也。”是“典”在商代主要用来祭祀先祖或神灵。
周人之典,承殷典而来,但其内容却有了很大的扩充。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祭典。这是承殷典而来。周人虽不像殷人那样迷信鬼神,但祭祀也是一件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左传》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周之祭祀有自己的规则,《国语・鲁语上》展禽谏臧文仲中曾言,除社稷山川等自然神能够接受祭祀外,个人被祭祀必须是对国家有大功,即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祭典不仅对受祭祀的对象有严格要求,而且对祭祀时所用之物,也有约束规定。《国语・楚语上》记载楚臣屈到喜欢吃菱角,死后想以菱角为祭。但祭典中没有以菱角为祭的先例,所以,屈到死后,他的儿子屈建以“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为理由,拒绝了父亲生前的请求。周代本以“尊尊亲亲”治国,但屈建的做法不但没受到质疑,反而得到了君子“违而道”的称赞。可见祭典对时人的约束力及其权威性。
除祭典外,周代又有法典。一般来说,只要国家概念一诞生,法规制度就会随之而起。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故而,法律、法规成为典则,是必然的。《周礼》记载:“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又有《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此处之“典”,当为法典。又有《国语・周语下》载:“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所谓“厉始革典”之“典”,韦昭注为“法典”。将周之倾败归为周厉王公然违背国之法典,可见法典对一国之重要性。
与法典含义类似的,是所谓“典刑。”《诗经・大雅・荡》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国语・晋语八》载叔向语,即所谓“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之老,而后行之”。可见典刑是一国之刑法,治国之基要。《国语・楚语》又有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语:“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是典刑亦是先王治理国家之典。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诸侯之间盟会之辞也上升到了典的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内具备了与法同等的约束力。《国语・晋语二》记载:齐桓公约束诸侯“怀之以典言”,韦昭注曰:“典,法也。法言,指阳谷之会以四教令诸侯之属。”亦即齐桓公以阳谷会盟所拟定之规则“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之典言(见《公羊传・桓公三年》)约束诸侯。诸国盟会之约虽非周之旧典,但一样具有一定的束缚力。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春秋霸主的出现实际上取代了天子之位号令诸侯,由霸主们主持签订的盟约也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具备较强的约束力,这部分盟约上升到“典”,是可以理解的。
典又有训典之意。除了法律法规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外,先王先公之训诰也被认为是典,称之为训典。如《国语・楚语》记载:“……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又有《国语・楚语》载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故而称之为楚国之“宝”,可见训典正是先王之遗训典则。训本是尚书八体之一,主要是君主对臣下或长辈对晚辈的训词。《国语・郑语》记载有专门的训书,到了春秋中后期,这类古老的训,也称为典,即所谓训典,训典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借鉴。
以上所列周之“典”,均是治理国家之准则。关于这一类的典,周礼天官有“六典”之说,在六典之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礼典”。所谓“礼典”,即将西周礼乐制度上升为典。《国语・周语》云:“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此处之典,韦昭注曰:“礼也。”又有春秋中期,晋侯派大臣随会聘于周,周定王为随会论不用全之故,“武子遂不敢对而退,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晋国据此设置典礼之官。”徐元诰先生注曰:“谓晋于是始备三代典礼之官也。”礼乐本是周天子才能拥有的特权,但春秋之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晋国在春秋中期也置“典礼”之官。所谓典礼即使周官的“礼典”。将礼仪制度上升为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在后世,这种制度性的、宗教性的典仪、规则,一部分作为礼经被儒家搜集整理并继承下来,另外的则因时代进步、宗教势力的衰落而湮灭无踪。
到了春秋中后期,“礼典”的范畴突破了礼乐制度层面的内容,而将代表礼乐文明之典籍《诗》《书》视为礼典的一部分。将先王的文化典籍尊之为典,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传统。《尚书・多士》篇中有“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的记载,《尚书正义》注曰:“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可见此处之典,不仅仅是祭神所用,而又有典籍之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评价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曰:“均古书也。”《尚书》中有《尧典》《舜典》,《逸周书》有《程典》《宝典》《本典》,都是记录先王尧、舜、周文王治理国家之典籍要言。可见早在上古时期,书籍文献就已经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被赋予了“典”之地位。而到了春秋后期,《诗》《书》也被认为是“典”。台湾学者曾勤良先生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由季札观风雅颂及歌舞所作之评述,可略知孔子论《诗》之前《诗经》形式,已由吟咏性情转化而为礼乐教化之经典。”认为在孔子之前,《诗》已经具备了其经典地位,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将《诗》《书》视之为典,并将之作为自己言行之论据,早在西周后期就已见端倪。如《国语・周语上》载王子晋劝谏周灵王时说:“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王子晋认为治理国家需要参考《诗》《书》及民之宪言,这无疑是将《诗》《书》上升到了“典”的地位。之后又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语:“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时,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之道,已明确将《诗》、礼、乐作为必修的科目。可见大约在春秋中叶时,《诗》、《书》、礼、乐已具备了相当的权威性,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准则之“典”。儒家诞生之后,经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在《诗》、《书》、礼、乐之外,又有《易》和《春秋》被列入“典”之行列,并称为“六艺”。
二、经之形成
六艺在战国时期又被尊称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之陈迹”,其实正是强调六经乃是先王旧典;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处之经,亦是专指儒家五经而言(乐经在汉代已佚)。清末学者章学诚也说:“六经非孔氏旧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经”自周“典”无疑。孔颖达《尚书正义》云:“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为最优,故名典不名经也。”孔颖达认为“经”是殷周典籍的总名,“典”是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尧舜时期尚无文字,孔说当然不足为凭,但孔说强调尧舜之德的同时,其实也强调了尧舜之古,突出了典之原初性和经之后起的本质。
不过,经虽晚出,但在后世有代典而行之势。所谓“经”,《说文解字》云:“也。从糸。”段玉裁注为:“之之。必先有而後有。是故三五常六之天地之常。”章太炎先生说,“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因为古代的竹简都要以丝线编连在一起,所以又引申为书籍。《国语・周语上》载春秋早期,单穆公谏周景王无铸大钱,云“国无经,何以出令?”韦昭注曰:“国君以善政为经。”是在此时“经”尚未有经典之意。大约到了春秋中后期,“经”才开始作为贵重的书籍和“典”并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派为了自重其说,将其著作称之为“经”,如《墨子》有《经说上(下)》篇。《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医家有《皇帝内经》,兵书亦有称经者,如《国语・吴语》有“挟经秉”之语,韦昭注曰:“挟经,兵书也。”是战国诸子经典著作均可称之为经。至此,“经”、“典”合流,经取代典,成为一个专门术语。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作为“不刊之鸿论”,成为儒家经典的尊称,战国诸子之作,不能再称“经”。西汉末,出现了“经典”一词的合用,《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此后,“经”专指儒家五经,而经典则可指一切“经时间淘洗可以常驻人心的东西;失而复得可以传之永久的东西”(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从典至经再到经典一词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中国早期学术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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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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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学教育的特殊性,要想让幼儿在良好的环境下接受国学教育,就要符合幼儿的接受规律以及能力,因此如何在幼儿园开展国学教育活动很值得我们讨论与交流,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国学教育活动与环境创设相结合
环境具备教育的功能,在环境布置中充分体现“学国学、知礼仪、智商好、情商高”的理念。充分发挥每一个空间,使环境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各个角落,都能巧妙渗透其中的礼仪典籍内容,如主题墙上“公共汽车”中的“长者立,幼勿坐”,餐桌上的“对饮食,勿挑拣”,“卫生间”里“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鞋帽柜”中“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等等。“另外,还可以利用幼儿园的一些活动,如每周幼儿园开展的升旗仪式,教师可以利用这个环节为全园幼儿解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并带领幼儿诵读相关的经典段落。早操音乐《古诗联唱》响起的时候,快芬苍诤⒆用侵写递开来,孩子们踏着欢快的脚步感受着古诗的魅力,让幼儿在学习、游戏中与环境互动,理解礼仪典籍内容,逐渐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行为。
二、设计国学教育活动课程
在各个年龄班中,可以制定专门的国学教育课程,但最好把国学教育内容渗透到各个领域的课程中,甚至可以融入区域活动之中。具体体现为:(1)在游戏活动时,把国学经典著作中的内容编成幼儿感兴趣的游戏歌等形式进行诵读,可以让幼儿在游戏中对国学内容进行巩固,比如老师将古诗《咏鹅》《春晓》等,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兴趣,创编了一个个形象、有趣的手指游戏,带领孩子学学玩玩,有利于发挥孩子的特长,调动学习国学的积极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图书区加入国学书籍,让孩子在书中习得国学的经典故事。(2)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可以给经典国学著作谱上简单的谱子,让幼儿进行吟唱,在对幼儿进行音乐乐感教育的同时进行国学教育;(3)在语言活动中,可以把中国的英雄人物和伟人的故事作为题材,既对幼儿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发展,又穿了国学教育的内容,如《三字经》中“孟母三迁”“扇枕温衾”等等内容。运用了大量生动的、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使抽象的国学知识化为生动形象的生活化场景,有利于幼儿认识理解,提高了教学成效。(4)在表演活动中,把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故事作为剧本,让幼儿进行角色表演活动,如《游子吟》《扇枕温衾》等幼儿通过自己的表演对故事印象更加深刻,同时也让观赏者受到国学的洗礼。(5)在美术活动中,让幼儿欣赏名家的名画、名作,动手执笔进行“玩墨”活动。
三、家庭教育的配合
关键词:古代 写作 章法 探析
一.何为章法
既要循法,那何为章法?常言道:“文有大法,而无定法。”沈德潜《说诗语》谈论到:“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紫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被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也。”也就是,强调了写诗需要注意章法,但所谓的章法,不应拘泥于这里那里如何写,若不通过文意来运用章法,而是转变文意屈从于章法,即死章法。
二.法从何起
章法如此,然则法从何起?唐顺之对于章法何起,进行了自己的论述,他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记载:“汉以前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秘而不可窥”,也就是说汉代以前的文章,章法细密而难以窥见,实则章法蕴藏在无章法之中,需要琢磨参透。然而,唐代以来的文章,“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章法严谨而不得违犯,不偏离章法。实则文必有法,是自然而然且毋庸置疑的,而非法从汉起,只是因为“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者严于有法而可窥”,有些人见过汉代以前的古文,疑似没有章法,就认定果真无章法,而轻率写作,断章摘句以为文体,反复堆砌以为辞藻,完全背离自古以来纵横开阖、首尾照应的文法,成为了一种叠床架屋、轻浮险躁的文风。这种文章的意境游离无踪,词句散乱不成节律,思想感情低微卑下,遣词造句晦涩不通,以为秦朝汉代的文章也都是如此,此为无法而乱也。
三.如何循法
然既章法由来已久,则当论如何循法?
首先,对于章法,古代文人虽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但无论何解,皆重“活法”,其为循法要义之一。魏际瑞《伯子论文》中论道:“不入於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迁而无以尽文章之变。”也就是遵循章法,而不墨守成规,既有变化,自合规矩。清代包世臣言:“所谓法者,精而至博,严而至通者也。”即,精深到博大,严密到通达,一通百通也。吕本中《夏均父集序》中道:“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强调写作应当了解和运用“活法”,规矩完备才能出规矩之外,正如谢元晖:“好诗流转完美如弹丸”,要达到这样的写作效果则需要相当完备的章法,也就是所说的活法也。明代石涛以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不是说不需循章法,而是在没有章法中,自成章法,这样才是最好的章法。清代徐增在《而庵诗话》中认为:“故作诗者先从法入,后从法出,能以无法为有法,斯之谓也。”按照章法而又超脱章法之上,不见章法却有章法,也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清代吴景旭在《历代诗话・诗法正论》中如是说,实则无论作诗还是写文,起承转合皆是章法要义,此为其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比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兴波之法。”刘熙载指出,起落开合的章法,用之于长篇,百里一曲,就算短如绝句,也是适用的。不妨以绝句为例,首句是起,大抵起处要平白直率,承处要从容不迫,转则富有变化,合处意长渊源,含而不露。如《诗法正论》中言“起处戒陡顿,承处戒促迫,转处戒落魄,合处戒断送。起处若必突兀,则承处必不优柔,转处必至窘束,合处必至匮竭矣。”这也就是起承转合所忌讳的,不能在起笔落墨之时陡顿,而衔接之处急跟促迫,转峰之间又失联扯远,收束之时戛然而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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