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宣传报道中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促进全球华语圈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的同时，并将努力成为国内外术语学研究与应用成果发布的重要窗口和国内外术语学和相关学科专家交流的平台。
基于CNK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对近20年1608篇中国期刊术语翻译研究论文数据进行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及其历史发展、研究领域、高产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并通过知识图谱,展现国内术语翻译研究的发展态势。研究发现,术语翻译研究集中在术语译名标准化/ 规范化、文类研究、路径研究和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四个焦点。从服务国家语言战略的角度,在术语翻译研究领域对术语外译体系构建、教育研究、术语翻译史研究和合作研究进行了展望。
术语是表达一定专业知识领域概念的词或词组[1]。黄忠廉指出术语翻译研究是术语学与翻译学的结合,是重要的术语研究工作[2]。20世纪90年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大力开展名词规范化工作,同时《中国科技术语》学术期刊公开发行,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保障和促进了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2001—20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伴随着术语学科建设迅速发展。通过对术语翻译文献的计量分析,可探究术语翻译研究发展态势,有助于把握中国术语学科整体发展进而赋能加速学科建设。近年来已有学者在一定文献范围下对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发展态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2015年信娜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分析法,通过对部分领域和核心期刊术语翻译文献的考察,对2000—2014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进行定量和定性综述分析[3]。2021年许明武等对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1992—2020年间的中国核心期刊所载术语翻译论文进行检索,并使用CiteSpace和Excel软件对我国术语翻译研究现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得出1个可视化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4]。而对于中国术语翻译研究,近年未见有较长时间跨度、较大文献范围且结合多个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为此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基于CNKI数据库近20年间全部期刊所载的全部相关文献数据集,采取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两种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近20年间术语翻译研究热点及主要领域、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考察,并绘制5个知识图谱直观准确地可视化呈现其研究发展态势。
为确保数据质量与代表性,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先以“术语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来源限定为期刊,得出2000余篇文献,最早可追溯至1959年,由历年发文统计得知,1959—2000年发文量均低于20篇,当时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且因时间久远部分文献信息不全或未收录进库。故出于对文献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的考量,以及为提高数据抽取的信度,将文献发表时间限定在2001—2020年,重新进行主题词为“术语翻译”的高级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研究论文,共计1670篇文献,经过人工数据筛选和去重,剔除书评和社论等类型文献,共得出1608篇作为研究样本数据集。
采用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与科学图谱绘制。CiteSpace是陈超美博士等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 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5]。
研究主要采取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两种文献计量方法。共现分析用于分析语料中两个或多个词语同时出现的频次[6]。本文中用以探究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的热点及其历时发展以及研究者和机构发文情况。聚类分析法是基于文献间共引关系,将共引关系密切的文献构成一个聚类, CiteSpace可根据文献的标题、关键词或摘要提取聚类名称以探究2001—2020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
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因此常用高频关键词来分析某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热点[7]。将数据集导入CiteSpace软件,在控制面板上将节点类型(node type)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选取时间切片(time slice)为1年,将关键词显示阈值(threshold)设置为20,即只显示共现频次大于20的关键词名,经算法统计得出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1)。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大小显示关键词累计出现的频次高低[8]。如图1,各较大节点依次名为翻译、术语、术语翻译、中医术语、翻译策略、法律术语、翻译方法、科技术语、英译和法律翻译,以上关键词为术语翻译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即相关研究为术语翻译的研究热点。表明近20年间术语翻译研究英译在语种上占据优势,与应用翻译热点领域呈现强相关性,集中于中医、法律和科技3个文类,也有向其他专业领域扩张的趋势,体现了术语的专业领域概念本质,兼有对术语翻译路径即策略和方法的探讨。节点之间网格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图谱显示,除各上位范畴词与其他各高频关键词均存在强共现关系外,“归化”和“异化”两个关键词共现关系较强,表明学界存在较多的“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术语翻译路径探讨;“英译”“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三个关键词也呈现较强的共现关系说明术语英汉互译路径研究较多。
为进一步捕捉研究热点历时演变,用CiteSpace绘制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关键词时区图谱(图2),并基于软件自动统计结果得出去除“翻译”“术语”“术语翻译”3个上义范畴词后词频排名前10的关键词及其首次出现年份表(表1)。
结合关键词时区图谱进行2001—2020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热点历时分析如下:2001—2002年术语翻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中医术语、法律术语和科技术语等特定应用翻译文类下的实践研究;2003—2004年间中国出现术语译名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新兴研究热点。术语是专业语言的核心,术语译名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术语翻译准确高效的重要保障,也是术语单义性和系统性的体现。2004年起术语翻译研究出现了向研究翻译方法的转向,即以宏观的理论视角描写中医、法律、科技等领域的术语翻译路径。术语翻译策略具体指双语术语转化的特定途径、程序、方式等[9]。2006年出现翻译策略的新兴热点,表征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从特定领域的实践转向具体的双语术语转化路径分析,研究视角由宏观转向中观,加强了术语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究其原因,2005年是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关键年,首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召开,郑述谱等学者对中国术语学的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10]。术语学科建设的构想促使学界更加关注术语翻译相关研究。2007—2009年随着术语翻译路径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归化、异化和目的论等与翻译学结合的研究热点。2010年计算机等跨学科研究视角的引入促使术语翻译研究向交叉领域转向,产生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术语管理和语料库等新热点,研究热点从单一转向多元,研究内涵得到极大丰富。2011年后无共现频次超过20的研究热点,但包括政治术语翻译、新词术语抽取翻译和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引入术语翻译路径研究在内的全新研究热点不断产生。
应用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基于入选数据集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等信息,提取突变关键词,并生成突变关键词词表(表2),进一步探索近20年来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前沿动态。
突变关键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或使用的频次陡增,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11]。去除上位范畴词,表2显示近20年来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中,科技术语、翻译技巧、规范化、政治术语、翻译策略、商务英语、法律翻译和标准化等关键词突变值较高;表征这8个研究热点在短时间内词频激增,关注度骤然提高,具有较大的创新性。2008—2009年间的突变关键词数量占总数一半,表征其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创新增速明显,全新研究视角不断引入,2007年翻译硕士、商务英语专业的开设促进了相关特定领域的术语翻译研究。
聚类分析可以从宏观上将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划分为若干主要研究领域,以把握领域发展趋势(图3)。衡量聚类结构合理性的两个重要参数为模块值Q和轮廓值S;Q>0.3表征聚类结构显著,S>0.5表明聚类结果同质性较高。2001—20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Q值为0.7265,S值为0.924,聚类结构显著合理。
聚类图谱显示,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关键词网络以关键词为中心共形成了30个共被引聚类,除却“#0术语”“#1术语翻译”“#2翻译”3个上义范畴词,规模前10聚类名称见表3。聚类规模从“#3法律术语”到“#12术语英译”依次递减;聚类规模和研究领域的规模成正相关,表明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科技术语、专业术语、英译、中医术语、术语管理、术语学和术语英译。结合研究热点分析可知,近20年来术语翻译的大部分研究热点都形成了一定研究体系;但中医术语翻译虽研究成果数也居于前列,但研究规模排名较不靠前,研究数量和规模排名的差距说明研究存在同质化现象,体系化程度相较法律术语和科技术语而言稍有欠缺。此外聚类图谱中各个主要聚类间均有交叠,说明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中,各主要研究范式相互交集、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术语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
对作者发文量以及合作情况分析有助于了解术语翻译研究总体发展现状及趋势。将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author),词频显示阈值设置为5,其余设置不变。经聚类形成主要研究者聚类网络(图4),并据CiteSpace软件统计结果得出20年间术语翻译高产研究者发文量及首发文年份表(表4),聚类图谱中作者名字体大小和发文数高低呈现正相关。
据图4和表4,2008—2010年间,术语翻译高产研究者是魏向清、石春让和信娜;2014—2015年,李长栓、陶李春、都立澜、郑安文、殷健和刘润泽等学者也开始发表术语翻译研究成果。图谱节点间连线反映各作者间合作密切度[12]。共现知识图谱显示北京中医药大学都立澜、吴青和刘艾娟三位研究者在中医术语翻译领域合作关系较为紧密,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王小芳和刘成两位研究者在中医术语翻译领域合作紧密,南京市的魏向清、刘润泽、陶李春和殷健四位研究者的合作也很紧密;但跨学科、跨地域的作者间合作发文较少。
对文献发表机构及其合作的考察有助于把握研究态势。节点名设为机构(institute),词频阈值设为10,绘制高产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图5),并据软件统计结果得出高产研究机构发文量及首发文年份表(表5),图谱中字体大小和机构发文量呈正相关,连线表征机构间合作发文。
由图5和表5得知,20年间中国在术语翻译研究领域发文较多机构分别为上海理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图谱显示在机构间合作方面以南京大学为中心的南京邮电大学等南京高校间合作研究较多,跨地域机构间合作较少。
伴随中国术语学科建设,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热点鲜明,研究领域多元,部分领域创新潜力较大,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数逐年增多,总体发展态势较好,未来研究前景广阔,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4个方面。
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中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研究关注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科技文化术语在中国译介较多,此时研究重心为外来术语汉语译名的规范性、统一性问题。相比于单一语言中的术语规范化实践,术语译名的规范化有着跨语际实践带来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维性特征[13]。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来新术语译名在汉语中的规范性问题。而近年来中国本土术语外译增加,术语外译标准化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表明中国科技文化国际话语权提高,关注度较大的文类为中医术语和政治术语等中国特色术语外译标准化相关研究,常见研究视角其一是分析某一学科或相近学科间术语翻译现存问题及成因,并从术语译名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视角给出问题解决办法和建议;其二是基于大规模术语翻译实践,分析总结术语译名标准化的路径经验。2019年南京大学魏向清等基于“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的建设实践和相关标准研制经验,提出“话语传播, 术语先行”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特色术语翻译标准化是中国特色话语有效对外传播的前提与基础[14]。术语外译名标准化研究,可以最大程度保持对外概念传播的一致性和系统性,为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提供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
20年间聚焦于应用翻译热门学科,关注较多的是中医、法律、科技的术语翻译研究。按翻译文本类型分类, 应用翻译有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政论翻译、旅游翻译、广告翻译、科技翻译、医学翻译等[15]。中医术语外译是中医药国际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21世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带来巨大机遇,中医药相关翻译需求大幅提高,中医术语翻译研究受到关注。法律术语是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翻译的精确性直接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16]。中国和欧美法律术语体系区别较大,概念缺位现象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涉外法律翻译实践剧增使得法律术语翻译研究备受关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科技翻译需求量提高,科技术语的翻译研究受到较大关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由实际需求主导的术语翻译文类研究有助于政产学研结合,为相关语言服务产业带来直接经济价值。
术语翻译路径研究涉及术语翻译策略、方法、原则等,热点研究视角包括将归化、异化和目的论等翻译学理论以及将语料库、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理论引入术语翻译实践。首要研究范式为描写研究范式,通过对术语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对特定语料中术语翻译路径进行总结分析;其次为解释研究范式,对现有翻译理论或语言学理论在术语翻译中的适用性进行阐释与例证。其中认知术语学是将认知语言学主流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概念转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引入术语称名研究中,同时也为术语翻译路径提供了全新的阐释研究视角,是新兴研究热点之一。2020年黄鑫宇等以认知术语学的研究视角,从术语的概念建构模型入手,总结得出不同层面的中华思想文化核心术语“天”的翻译方法[17]。近年来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术语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语料库术语翻译研究成为全新研究增长点,为术语翻译路径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创新的实证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定性分析向定量定性相结合转变,量化研究数据的支持提高了术语翻译路径研究的客观性。2010年田传茂率先进行了基于CNKI在线数据库和COCA在线语料库(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科技术语翻译新路径的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18]。
术语管理是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包括术语的收集、整理、存储、编辑、维护和更新等在内的术语工作[19]。20年间术语管理主要经历了实践模式的转化和实践领域的扩张,研究关注点随之发生变化。实践模式转化主要体现为由传统术语管理模式向计算机网络术语管理模式转变。传统术语管理模式指术语知识信息的收集存储,术语库的建设维护中采用完全人工或计算机简单辅助的模式,无法实现术语资源自动化管理与网络化共享。而新型信息化术语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对于术语数据和知识资源的收集整理、术语库的管理维护工具等实现了自动化网络术语知识资源共享的目标,能够服务于不同专业领域和大众用户的需求,促使术语的自动抽取、术语库建设等相关研究备受关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16年上线的术语在线术语库和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于2017年主持建设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等权威在线术语库,便是近20年间术语管理实践模式转化的最佳例证。同时,信息化时代对于专业翻译实践形式的多样化需求主导术语管理实践领域由最初的笔译为绝对主力发生了向口译等多领域扩张的趋势。王华树等于2015年撰文首次提出“口译译员技术能力”,构建了口译译员技术能力模型,并据此提出信息化时代口译员应具备术语管理能力的观点[20]。2017年王华树等从译前、译中和译后3个阶段将信息化时代口译术语管理归纳为术语资源收集、术语提取、术语转换、术语搜索、术语维护5个主要活动[21]。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实践领域的扩张不仅体现译者术语意识的普遍增强,也归因于近年中国术语学科的迅速发展。
术语翻译在近20年取得了斐然成绩,但未来我们还需在以下4个方向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更好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适应国家需求、引领学术发展的学科体系,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情怀的话语体系,营造更有创新创造活力的学术生态[22],服务国家语言战略。
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在人类各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学术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也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标志[23]。在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当下,中国科技文化术语外译体系的构建是术语研究的重要方向。在过去20年的术语翻译研究中,以中医术语翻译为例,部分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同质化,亟须完善理论体系。因此未来首先应加强包括中医术语在内的中国特色学科术语翻译研究,向着理论化、体系化的方向纵深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术语话语体系。一是要均衡语种,加强多语种的中国本土术语外译研究。二是要拓展语域,不能仅关注法律术语、科技术语、中医术语的翻译,应进行更多语域和文类的术语翻译研究,如外宣术语、社科术语、古代典籍术语翻译研究等,全方位展现中国本土术语话语体系。
术语翻译教育研究既有利于高素质术语翻译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术语翻译教学团队的建设,对教学体系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术语翻译教育研究主要由面向翻译的术语能力阐释描写、面向特定学生层次如翻译硕士的术语翻译课程体系设计和教材编写3点向外发散。但对于教育评估测试和师资研究等视角则鲜少涉及,并多以研究路径描写为主,缺乏实证研究。中国术语教育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术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外的术语教育体系中,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往往是整个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绝大多数学校开设的术语教育课程是翻译人才培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模块, 在翻译专业的高年级教学中进行[24]。但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系统化的术语教育有缺失,欠正式,欠规范;术语学在多数高校中并未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术语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被模糊甚至边缘化为其他学科教学中的补充参考。中国术语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是:迄今还没有完善且配套的以中文术语特点为中心内容和学习基础的术语学教材,也没有指导教学与培训的大纲,更无多少先例与成功经验可遵循、借鉴[25]。近20年间中国相关发文绝对数量较低,相关研究关注度不高且研究路径单一和内容点状,造成术语翻译教育和科研短板。因此,在未来的术语翻译研究中,必须探寻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术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编写特色课程配套教材,完善术语翻译能力评估测试标准,并探索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等,以使我国术语翻译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术语翻译史研究是从历史角度对术语翻译现象、翻译实践、翻译事件以及翻译主体的考察。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第一次翻译高潮, 明末清初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是第二次翻译高潮,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方学术名著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26]。这3个时期的术语翻译研究多集中于外译汉,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成果。鉴往知来,梳理中国术语翻译史既有利于掌握中国术语翻译的发展脉络,而且能够从丰富的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术语翻译理论建构和术语规范化应用提供借鉴[27]。但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20年相关研究在中国重视不够,研究绝对数量不多,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当然,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学界对于术语翻译史的研究数量有所增长,主要存在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阈结合术语翻译史,为历史术语翻译实践提供全新的解构视角。2018年龚琪峰从本体论视角,对西方术语“economic”引入中国的本体转型在多元译词上的反映进行研究,凸显近代术语翻译中的术语概念演变,本土语言资源选择与词汇化过程,翻译的术语化过程以及术语传播与效应,为中国近代术语翻译史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28]。二是从术语翻译史中关照现代理论资源,为当今中国特色的术语翻译话语建构提供历史参照。尹延安于2020年研究了19世纪在华传教士及其所在传教机构开展的西学汉译活动中的术语汉译名创制和规范活动,为现代术语翻译和译名规范化工作提供了参考[29]。展望未来,希望更多学者关注本土术语翻译史,钩沉本土术语翻译历史脉络,探索术语翻译理论历史构架,为当今中国术语学建设追本溯源。
通过对中国术语翻译高产研究者和机构的研究得知,合作研究需着力加强。合作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研究者间的合作研究,尤其是跨机构、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借跨学科视角的驱动,实现术语翻译研究的多学科、多视阈、团队和机构的协同发展;二是开展机构层面的合作研究,主要关注跨学科和跨地缘机构合作。跨学科机构合作可首先考虑在外语类与专业类院校及科研机构间开展术语翻译科研项目合作,并力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模式。此外还要在高校内部开展跨院系的术语翻译合作研究。数据显示上海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南大学等具有综合或理工背景的高校在术语翻译领域优势明显,更多的综合类、理工类高校应抓住机遇,借自身学科优势,在院系间或机构间开展术语翻译合作研究。新文科最为显著的特征当属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30]。术语翻译研究因其自身跨学科性,将成为新文科和交叉学科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为“外语+专业”“专业+外语”新教学模式的探索提供新视角、新思路。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南京等东部较发达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等在术语翻译领域研究较多。术语是职业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语言能力的提高是增加贫困人口对语言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能力的关键路径之一。因此在国家语言扶贫战略方向下,对于跨地缘机构合作,可开展东西部高校间术语翻译合作研究,与当地语言扶贫政策有机结合,在西部贫困地区开展通用语现代科技、职业术语普及和通用语与民族语术语译名对比等语言扶贫和术语翻译相结合的实践研究。既可协助中西部高校开展术语翻译研究,推进术语学“中国学派”的建设,又可促进科研与社会需求的主体间良性互动。
本文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基于CNKI数据库中国内期刊20年间所载的1608篇术语翻译研究论文数据,对2001—2020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其历时发展、主要研究领域、高产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及其合作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研究基本态势。20年间中国术语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经典与创新并举,全新前沿研究热点逐年涌现,研究作者和机构逐年增多;研究主要聚焦于术语译名规范化和标准化、术语翻译文类研究、术语翻译路径研究和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4个方面。相信伴随着术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术语翻译研究会取得更多新成果、新突破,尤其在术语外译体系构建、术语翻译教育研究、术语翻译史研究和合作研究等方面将取得长足进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战略。
梁红(1970—),女,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科技翻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及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发表论文近20篇,专著1部,主持参加教育部、黑龙江省哲学社会及省教改等相关项目近30项,建设慕课两门并上线学堂在线国际版及智慧树平台,省级课程负责人,多次获优秀主讲教师称号。通信方式:lianghong@hrbeu.edu.cn
李浩宇(1997—),女,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科技英语笔译方向硕士研究生。通信方式:tohaoyuu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