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电影银幕上民国风鼎盛，从的民国武林、民国鬼魂，民国间谍，到如今《黄金时代》民国雅士和民国雅痞，围绕着不同阶层人群出来的故事带着不同的民国韵味走进我们的视野。民国背景到底为何具有如此特殊的吸引力？我们迷恋的是那些摇曳的旗袍、黑胶唱片交际舞般摩登光鲜的民国风情，还是背后自由的思潮激荡，意气风发挥笔如剑的文人们那腔热血激情。本文以电影关键词带入，为你呈现最独特细致的民国面貌。

    “黄金时代”取自1936年11月16日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长信，信中说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黄金时代在萧红口中是有反讽意思的。许鞍华导演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你以为你已经在黄金时代，可是原来你接着就很惨了。”所以他们选择在电影里让主人公萧红说出：“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 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在古代印度，《风神古史纪》《伐育·普兰那》第八部分描述黄金时代为“人们随心所欲地做着一切，并且都是幸福的。”如今回头看对于萧红的文学创作而言，那确实是她的黄金时代。纵观萧红写作的鼎盛十年，开始时以“悄吟”为笔名艰难起步，幼稚摸索极力向主流的左翼创作靠拢，到以《生死场》成名被挂上左翼作家名号，到最后完全远离左翼，真正体现女性意识。萧红作品的每一次改变正好伴随着她个人命运的选择以及时代的巨变,她能够将生命的不同体验充分融入到笔下的文字非常难得。如果她能活得再长一些，或许她的作品还会更加成熟，创作出更多真正“伟大”而不单单是独特的、被女性主义理论捧出来的作品。

    黄包车（人力车）风行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黄包车19世纪末期从日本引进法租界，民国初年已经风靡全国，如今我们看民国题材电影电视都少不得这一道具。当时老舍的就以人力车夫祥子为主角，因为这个群体其实代表了民国时期最底层的人民面貌，他们劳动强度大却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据当时开封车夫所说：生意最好时，一日可得五六角，较差时三四角或一二角不等，最坏时一日不得一文，整日枵腹， 亦为人力车夫常有之事，以故每有机会辄争先恐后，贬价争夺。
    在人力车夫身上也凝聚着民国社会的多方面信息。民国早期受农村经济凋敝影响，人力车业曾是大批无以为生破产农民的活路，30年代后，公共汽车的发展与人力车出现冲突，因为公共汽车不但速度快且票价更便宜，惹得人力车夫营业日衰，将公共汽车视为大敌，不但联合请愿要求政府停开汽车，还经常结帮结派对汽车进行围堵和损毁；到了40年代黄包车逐渐衰落。到片中萧红在战争硝烟里独自坐着黄包车穿行于租界的时候，已经是黄包车衰落的时代了。

    提到萧红，就离不开萧军和鲁迅，自然也离不开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左翼文学以描绘被压迫者和广大下层人民的真实苦难，揭露社会腐朽落后的东西，反映和参与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为主，以鲁迅的乡土小说、郁达夫的浪漫派自传体小说为典型体现。左翼文学运动发展到三十年代，革命主义思潮与边缘农村的工农革命割据政权遥相呼应，形成了很大势力。除了鲁迅、矛盾、丁玲、瞿秋白等主要作家队伍，像鲁迅身边还团结有萧军、萧红和巴金等等，当时连结萧军萧红和鲁迅的《八月的乡村》就是典型的左翼文学。
    萧红是左翼文学中比较特殊的人物，她从来没有加入过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的作品都符合左翼文学的要求，但又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比如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虽然展示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小村庄里的人民如何从愚昧麻木走向抗日的艰难历程，但通篇贯穿着女性的生命体验，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也赞赏道：“女性作者的细腻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萧红是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脱离主流话语、独立于政治和战争事件之外的作家。1938年丁玲曾力邀她去延安，她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跟随端木蕻良去了武汉。胡风曾问萧红：“你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的回答是：“我不懂政治，我对政治很外行，我只想写作。”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真正让她为后世传诵的是她在香港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讲演中曾说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九一八”事件后不久，当时已经取消了婚约的汪恩甲和萧红第二次住进了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他们的住宿、饮食开销都是挂单消费，到1932年5月半年时间二人已经欠下食宿费600多元，老板开始向他们催逼债务。参考1929年齐齐哈尔最大的饭店龙江饭店的收费标准：“包房由一元六角起码，干房每位大洋一元，包饭每位每日大洋一元中西两餐随便，午饭大洋六角，晚饭大洋五角。”萧红和汪恩甲其实日子过得很节省拮据，加之有传言他们在东兴顺期间两人均有吸食鸦片，则平日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东兴顺旅馆也是萧红遇到“三郎”萧军的地方。当时萧红大着肚子被汪恩甲抛弃在旅馆，差点就要被卖往妓院，百般无奈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部写信求救，报社副刊的主编裴馨园看完信件，当即派了萧军、方靖远等几位青年来到旅馆交涉，也就此促就二萧的感情。萧红和萧军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萧红对人生痛苦的敏感体验完全呈现在笔下的世界里，《生死场》中凄凉悲惨无处不在，王婆对走进屠场老马的怜悯，农民对老羊的牵挂和留恋都饱含深情；而萧军则完全是铮铮铁骨追求个人英雄形象，“如果说《生死场》侧重表现沦陷区人民创巨痛深的苦难和空前的民族觉醒，那么《八月的乡村》则是较早地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同日伪展开武装斗争的历史事实。”《艰难的心路历程》中如此评价道。

    《黄金时代》中有一段排练话剧的场面，田原饰演的白朗深情吟诵“无论是日，无论是夜， 我并且怀着信仰您的心，对我的家人也这样向您祷告。”这一片段被剪入很多制作花絮里头。话剧无疑使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民国初期传入中国，到抗战时期蓬勃兴起，战后归于沉寂，直接透露着社会意识和现代化变革的发展、精英群体和普通市民的差别。像《黄金时代》中罗烽这种戴着头巾男扮女角的表演，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当时的王子苑就因为敢于打破旧观念，被家庭提出要与之断绝关系。
    郭沫若曾撰文道：“抗战以来的话剧运动是惊人的，尽管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靠着集体的努力，竟使这在之前被认为只适宜于都市的演出，只适于知识阶级鉴赏的新戏剧形式，在全国前后方普遍获得了观众。”当时在成都，光是评论话剧的刊物就有十余种，还有报纸开辟专栏刊载剧本和评论。话剧在那个年代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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