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着眼于小说的形式层面的话，那我们对唐颖《个人主义的孤岛》的分析，恐怕只能从作品的尾声部分开始。与几乎到处都是细节的小说主体部分相比较，尾声部分带有明显不过的抽象概括意味。在小说的主体部分，作家以很大的篇幅讲述的故事的时间跨度不过是一年，到了尾声中，虽然只是寥寥数页，但故事的时间跨度却长达三十年之久，从女主人公明玉的三十岁，一下子就跨越到了她的六十岁，也就是公元一九六〇年。三十年的时间里，有这么几个节点，显得相对更为重要。一个是一九三三年，这一年，为逃避即将到来的遍地战火，通过格林先生的人脉，明玉得以携带两个孩子前往美国的旧金山落脚。一个是抗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底，明玉曾经短暂地回过一次朝思暮想的上海。这一次，她见到的格林先生，已经因为身体的原因而被迫坐上了轮椅。尽管格林先生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离开上海，“可对于明玉，是否回到上海生活，却很难做出决定。”再一个，是一九五〇年，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这一年，“海格路的公寓房子已被收为国有”。还有一个，就是明玉六十岁的一九六〇年。这个时候的明玉，一方面研究日本的历史，一方面不断地回望自己曾经的生命历程，到最后，“明玉用英语写了一本书，放下笔的那一天，她六十岁。”六十岁的明玉用英语完成的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作家在文本中并未明示，在我看来，饱经生命与情感沧桑的明玉，以一种可谓是百感交集的方式最终完成的，就是这一部《个人主义的孤岛》的书稿。是作家唐颖，在伪托小说中的人物明玉，书写完成与明玉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一部书稿。毋庸置疑的是，借助于这种方式，小说本身的真实性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

与尾声部分伪托明玉完成书稿紧密相关，到了正文中，身为主人公的明玉，进一步地成为视角性人物，也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虽然并没有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径自登场，但在我的理解中，唐颖这部长篇小说的最终成功，与明玉这样一位视角性人物的设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部长篇小说，会因为叙述者或视角性人物的不同，而呈现出判然有别的不同面貌。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伤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伤逝》所采用的，就是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现身的叙述者涓生，同时也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正因为如此，小说的副标题才会为“涓生的手记”。在涓生看来，自己和子君之间情感悲剧的最终酿成，其主要责任应该由子君来承担。然而，假如换一个人物，比如子君，来承担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色，整个文本的面貌将会如何？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到，这肯定会是一个与现有文本大相径庭的全新文本。

唐颖的《个人主义的孤岛》同样如此，如果把小说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形象，比如明玉的丈夫赵鸿庆，或者情人宋家祥，或者情同姐妹的金玉，或者那位英国人格林先生设定为视角性人物，那我们所看到的文本样貌肯定会大为不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角度”的重要，其具体的落脚点正在于此。从根本上说，只有把明玉这样一位人生经历坎坷曲折的现代女性设定为视角性人物，作家唐颖才能够相对圆满地完成其对男性和女性，以及日常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别一种重审和观照。比如，站立在女性立场上的男权批判。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明玉和丈夫赵鸿庆的关系上。明玉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十一岁时，便被迫和她的弟弟一起随母改嫁给一位打鱼为生的鳏夫。明玉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免受继父糟害，只能匆忙逃离了家。幸运的一点是，从故乡苏州而被迫流落到上海去的明玉，不仅被一个戏班子收留，而且还因此结识了作为台柱子的金玉。在和金玉成为好姐妹的同时，明玉的演艺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唱堂会的过程中，明玉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因为她“幸”或“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名叫赵鸿庆的男人：“赵鸿庆是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他们当时为躲避袁世凯迫害暂居日本。堂会相遇那次，是赵鸿庆回上海参加一个会议，那天是去饭馆和同仁商讨会议议题，便遇上金玉和明玉搭档唱折子戏。”或许真的是前世有缘，赵鸿庆一见明玉，就喜欢上了她。这样一来，在付给班主一笔钱之后，赵鸿庆不仅把明玉赎了出来，而且还把她带回了日本。尽管说赵鸿庆在日本看似体面地通过一条结婚告示和一场酒席使得明玉变成了“赵太太”，但明玉很快就搞明白，因为赵鸿庆在老家湖州还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太太，所以，她的真实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姨太太。他们夫妻俩之间的性别战争，就最早发生在居留日本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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