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电影工业体系的理论辨析与建构路径

《当代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电影工业体系的理论辨析与建构路径

2024-10-31 21:57

作者：尹鸿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3年第9期

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提要：“电影工业体系”概念存在模糊和泛用现象。从词源和实践上来看，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都具有“一体两面”的同构性特点。产业体系是工业体系的基础，工业体系是产业体系的目标。工业体系不只是技术体系，而是分工化、标准化、专业化、科技化的生产传播体系。通常所谓的“电影工业美学”更接近于“电影技术美学”，“重工业电影”更接近于“高新技术电影”，而“电影工业体系”，则应该指建立在具有通用标准、规则，以具有领导性作用的“恒星企业”为核心，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企业集群体系。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六个重要发展阶段。计划体制之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重建，在二十年市场化发展中不断遭遇新挑战。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的重新认知和变革实践，正在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构跨入数字融合的关键阶段。

关键词：电影工业体系电影工业美学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产业数字融合

一、“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

一体两面

电影工业体系，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行业、电影学术界经常提及的热词。由此，还衍生出“电影工业美学”“工业电影”“电影工业化”“大工业电影”“重工业电影”等关联词汇。⁽¹⁾但是，什么是电影工业？什么是电影工业体系？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之间有什么异同？人们各自在使用“电影工业”这一词汇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清晰的辨析。无论是理论的建构，还是批评的发生，乃至观点的提出，概念辨析都是前提。有时候，大家虽然用同一个词，“能指”似乎相同，“所指”却大相径庭，其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都会受到影响。

首先，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经常使用、经常混用的“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两个中文概念。通常而言，我们可能会认为，“电影工业”更偏重电影的“技术”，而“电影产业”更偏向于指电影的“行业”。但是，正如支菲娜所提到的，“我们目前讲述电影业，一般使用‘电影产业’这个词汇。最近几年，我们也不断强调，要提升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水平。但是，‘电影产业’和‘电影工业’这两个词汇，在英文中只有一个表述，那就是‘FilmIndustry’。也就是说，在英文的语境中，电影产业和电影工业，常常是混为一谈的”。⁽²⁾这里所谓的“混为一谈”指的是，在英文中，“工业”和“产业”其实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却被“一分为二”了。这种使用上的差距，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自由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电影发展的不同路径和阶段。

在西方国家，产业与工业之所以并未像中文这样从词汇上加以区分，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工业衍生发展而来。先有了工厂(Factory)，才有工业(Industry)，有工业分工，有流水线作业，有批量的制造和产品；通过市场的交换交易，形成了上下游链条完整的不同的产业。产业是从“生产端”提高了工业生产力之后，通过市场所形成的投融资、原材料、加工、生产、分销、营销、零售的相似工业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相联系的企业所形成的聚集群。换句话说，有了工业，才有产业；产业就是工业的组织形态，二者原本就是一体的。电影行业也同样如此。世界上最早的电影都是类似卢米埃尔兄弟这样的个人、私人企业的技术发明，后来形成了作坊式的电影公司，梅里爱初步形成了有一定生产流程和生产规模的电影工厂，但是真正成熟的电影工业则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后形成的好莱坞大制片厂(Studios)。大制片厂的工业流水线、分工标准化带动了电影产业的成熟。如今的好莱坞，虽然只有六家大公司，却有数以千计的独立制片公司，以及在50个州12.2万个、全球数不胜数的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电影企业。⁽³⁾

就电影产业（工业）而言，好莱坞发展最为成熟。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作为最早电影诞生地的法国，受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市场规模因素的制约，都缺乏完整强大的电影工业体系，因而往往也没有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影产业。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是以工业为基础、市场为导向的，两个词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就是同一个词汇、同一种意义。工业与产业共同形成了所谓的“FilmIndustry”。一定程度上说，电影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工业与产业的市场化基础息息相关。“Industry”一词并无特别的“两意”，产业必然以工业为基础，工业必然发展为产业。

但是，在中国国情中，工业与产业之间却并没有如此不可分离的联系，两个词汇在一些特定状态下，有着明显的语义差异。所谓工业，指的是工厂化生产。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也有工厂和工业，有创作、拍摄、技术支持、摄影棚、配音、洗印等等一体化的电影制片厂。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所以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而只有行业（事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交换、销售或分配，电影和文化行业更是如此。在2000年之前，“文化产业”这个词汇在文化领域甚至都是禁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只能是宣传文化事业，而不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电影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索国有电影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⁴⁾但在2002年施行修订后的《电影管理条例》之后，才逐渐被确认为一种“文化产业”。2004年初，《电影艺术》发表的《2002—2003中国电影产业报告》⁽⁵⁾几乎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份“电影产业”年度报告。所以，在新中国语境下，电影产业与电影工业的确有不同含义。如果说电影工业早就存在的话，但电影产业却是在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才形成的。电影产业形成之后，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电影工业体系被打破，中国电影重新从项目开始，发展为独立公司、中大型公司、平台公司。二十多年来，发展迅速，变化也同样迅速，新的电影生产工业体系在种种发展变化中没有完全形成。工业与产业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不同步性”。因而，在英文中的同一个词汇，在中文里却不仅有两个不同的词汇，而且事实上也有两种不同的词义。

从这样的基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文里，人们当下热议的“电影工业体系”，虽然有时也被用来指电影的产业体系（传统的制作-发行-放映，以及其他上下游和相关领域、环节），有的甚至更加狭隘地把电影工业理解为电影高新技术或者电影的数字技术，但更多的是关注电影“生产体系”的“工业化”。当然，这里的“工业化”主要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因此与产业之间有着延伸关联。所谓的“电影工业美学”，其核心意义应该是电影技术美学，即美学如何通过电影技术来完成，电影技术如何为电影美学服务，主要关注“工业化”生产与美学之间的关系;重工业电影，指的是依赖高新技术的高投入、大制作电影。虽然高投入、高新技术电影的确更依赖于工业化生产，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郭帆在谈到《流浪地球》拍摄时多次提到，虽然影片是大制作，使用了大量数字化高新技术，但是并没有工业化基础的支撑，创作者只能单打独斗地摸着石头过河。⁽⁶⁾反过来，好莱坞的许多中小成本电影，却可以依赖美国乃至全球分工的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进行生产，提高各环节的专业水准，保证电影作为产品的基本质量。所以，电影工业体系，并不一定只与大制作、高新技术相关，而是与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工业化相关，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分工化、专业化、流程化、标准化、规模化。这才是我们所谈论的“电影工业体系”的核心要义。电影的工业化必然促成电影的产业化，电影的产业化也必然以电影工业化为基础，电影工业体系与电影产业体系本来就应该“合二为一”“一体两面”。

二、电影工业的“体系”：

提质、高效、有序

电影产业的基础是电影工业。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的出现、工业革命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产品的供给，而且有效地节约了成本，保证了产品的“基本标准”，避免了手工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低效率。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就是用机器替代了人工、用分工替代了单干、用流程替代了随机、用批量替代了单一，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准确度和使用效率。电影的工业化生产也同样如此，首先是有了专业化的分工，而不只是亲戚、朋友、老乡的作坊式分工；然后，有一批专业化的、可以为不同电影服务的“批量化生产”的企业，而不是万金油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公司；第三，有领导型企业所主导和建立的兼顾公平与发展的行业体系，形成相对统一标准的生产资料和服务市场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第四，具备可以成规模生产的设备、技术、摄影棚、车间等相关条件；第五，有完整系统、公开透明的法规政策、行业规范、保险体系，等等。正是这些产业要素的逐渐完备，最终构成了电影工业和电影产业体系。

世界各国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大致都经历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坊式，世界范围内电影发展的初期大都如此，一些规模不大的影视公司作为作坊的形式存在，小范围、粗放式、随机性的分工，临时剧组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第二个阶段就是电影制片厂，工厂主要解决内部的生产分工，有了固定的生产空间、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分工部门，流水线化、标准化、分工化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第三个阶段是行业分工，工业与产业合为一体。电影工业体系不局限于一个公司、一个工厂来完成电影的全产业链过程，而是通过“行业”来实现优化资源、提升效益。制片公司、发行公司、放映行业、金融保险、经纪公司、特技公司、后期制作、版权交易、器材公司、动作团队等，形成了全行业、甚至全球性的产业体系。当然，世界各国，由于电影发展的历史现实条件不同、市场条件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电影工业体系建构的路径、方向、阶段也各有差异。但从整体上来看，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实际上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仅包括生产体系，也包括整个产业链、行业结构、行业硬件体系和行业法规公约共识体系。

如果说工业体系与产业体系具有一致性的话，这一体系通常可以归纳出七个主要维度：1.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包括制作-发行-放映的“垂直链条”，也包括电影、电视、版权、授权等等“横向链条”，还包括金融、经纪、设备制造、人才教育培养等等“辅助链条”；2.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形成明确的分工岗位，分工都具有专业化人才，有相对稳定的具备分工专业化水平的企业群；3.共享的行业标准化体系：从合同到执行，从财务到人力资源，从设备到技术，从价格到报酬，都有相对稳定的可供参考的标准，降低行业环节与环节、人与人之间的“偶然性”交易成本和交易纠纷；4.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管理机构、行业协会、领导性企业共同制定的合理的权利、义务规则，不仅有章可循,而且需要行之有效；5.循环良好的金融体系：资金的准入和资金的权利都需要符合电影行业的规律，有一致的行业金融规范和信用制度，从而形成专业化的投资和回报模式；6.公开透明的信息体系：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立项、审查、行业、项目、财务、市场等数据和程序都应该尽量公开透明；公开是执行规则的前提，也是行业减少潜规则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措施；7.竞争有序的企业集群体系：既有核心企业、综合企业，也有专业化、分工化、独立性的企业，既不能过度竞争,也不能产生垄断交易而影响公平竞争；既有秩序也鼓励创新，形成相对稳定而动态、有序也有活力的行业结构。以上七大维度所构成的电影工业体系，其实与其他行业的工业体系之间大同小异，主要目的都是提高生产力、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益，特别是电影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行业，更需要通过工业体系来减少不确定性，减少行业内耗，提升竞争力，实现创意经济、规模经济的价值最大化。

三、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

恒星、行星、卫星与轨迹

从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体系的建构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如当年的苏联电影体制和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建立的计划体制下的电影工业体系；另一种是市场主导的，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体系。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计划体制下的电影工业体系已经不适应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市场主导逐渐成为电影工业体系建构的主要路径。

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几乎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电影工业体系时分析、借鉴并渴望突破、超越的目标。从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相对完整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电影的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渐发展、形成和完善。⁽⁷⁾

第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竞争”的电影工业体系萌芽阶段。各种与电影相关的公司风起云涌，相互竞争。美国电影公司纷纷从美国东海岸迁到西海岸，在洛杉矶形成“好莱坞”，也是这种“自由竞争”“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一过程，在早期阶段，推动了最早的电影技术与艺术的应用、创新和普及，但电影生产基本还是作坊式模式，工业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

第二阶段，20世纪20—30年代，通过优胜劣汰，形成了电影工业体系的雏形阶段。具有生产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资本优势的企业逐渐淘汰大量缺乏竞争力的电影企业，逐渐在制作、发行、放映和技术领域形成早期的“领先”企业，如二十世纪福克斯、Loew’s、派拉蒙、RKO和华纳兄弟等所谓的早期“五强”。这些具有领先性实力的电影企业，逐渐推动了大制片厂制度的建立，电影车间与摄影棚更加分工化、流程化，电影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电影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1922年，美国电影生产和发行协会(MPPDA)成立，这是后来的美国电影协会(MPAA、MPA)的前身，体现了电影工业与电影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之后，形成了领导性企业主导行业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大公司通过兼并、整合、重组、淘汰等等方式，完成电影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建立大制片厂和电影院线，主要的好莱坞公司，如福克斯、米高梅、环球、派拉蒙、迪士尼等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主导者。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垄断与竞争的剧烈冲突，法律机构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大公司形成行业的垂直垄断、寡头垄断，在尊重市场集中度的同时，维护行业一定的竞争度，保持电影行业的创新活力；电影工业体系与电影产业体系走向成熟，电影进入黄金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娱乐内容行业聚合，推动“大电影”工业体系。由于电视、唱片业、广告业、时尚业的出现，在各个行业相互激烈竞争之后，娱乐内容的版权价值的多元化逐渐受到重视，大资本开始青睐娱乐行业，于是出现了相关文化娱乐领域的大合并，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几乎都先后并入了综合性大娱乐集团，如二十世纪福克斯并入了“新闻集团”，华纳兄弟并入了“时代华纳”，派拉蒙并入了“维亚康母”，哥伦比亚并入了“索尼”，而迪士尼则成为拥有电影公司和ABC广播网、主题公园、音乐公司、体验和玩具产品、剧院等综合性娱乐与传媒企业。电影工业体系成为“大电影”体系，与其他相关行业密切联系，电影的版权价值和影响力大大扩展。

第五阶段，“后冷战”时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电影工业阶段。随着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冷战”结束和全球资本流通的方便，传播能力和交通能力大提升，好莱坞工业跨出本土空间，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企业的重组，借助各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不仅欧洲各国，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都成为美国电影的“分工企业”，《指环王》《哈利·波特》等开启了全球制作的大门，好莱坞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更加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是西欧，包括亚洲、南美、非洲、中东地区、东欧地区到处都有好莱坞电影的分支机构和生产发行布局，中国的一些后期公司、动画企业也成为好莱坞大片和动画片的“加工厂”“代工厂”。中国企业、资本、人才也加入好莱坞全球电影的投资、创作、生产和发行中。全球生产、全球发行构成了一种全球性电影工业体系。

第六阶段，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正在推动电影工业走向数字化融合体系。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也随着数字技术对虚拟世界的建构，好莱坞公司已经进入数字化融合阶段，原有的综合娱乐与传媒集团进行内外部数字化整合，电影、电视、游戏、音乐、体验，通过数字化完成线上、线下的流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在全球文化娱乐产业大整合的背景下，跨媒介内容生产正在成为各大头部影视传媒公司的主战场。包括‘漫威电影宇宙’‘哈利·波特’‘指环王’在内的头部商业项目均先后开发剧集、游戏、音乐、动画等跨媒介产品，充分延长IP的生命周期，形成跨媒介连锁品牌(franchise)。除了通过不同媒介改编权转让的方式生产跨媒介内容之外，大多数项目的跨媒介开发背后都有经历了充分业务整合的传媒巨头娱乐公司的支撑”。⁽⁸⁾显然，娱乐与传媒通过各种新的数字形态、数字产品、数字资产、应用场景，正在进行更加立体的链接和覆盖，虚拟现实、元宇宙、ChatGPT等都是未来的想象空间。电影工业的数字化体系正在探索和建立之中。

沿着这一逻辑，好莱坞完整地经历了“作坊-制片厂-大制片厂-大传媒集团-全球化分工”的五个阶段，如今正在进入“数字化融合”的新工业体系建构阶段。这六个阶段的发展，经历了大约120年左右的时间。期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大萧条、两个阵营的“冷战”、电视媒体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福利化、消费社会大繁荣、WTO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金融危机，以及当下的互联网与数字化、全球多极化等重大事件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从小作坊/小体系扩展到大制片厂/大体系，从电影体系扩展到全媒体体系，从本土体系扩展到全球体系，半径不断扩展，体系不断完善，竞争力不断加强。

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依然在全球范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国、韩国、印度、泰国等国家的电影工业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好莱坞体系有依赖性，依赖好莱坞体系获得有限的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能够进入全球市场流通的电影，无论哪国出品，往往都需要通过好莱坞全球发行体系才能有效进入主流商业市场。好莱坞之所以能够“称霸”全球，与其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密不可分。其他国家不仅难以与好莱坞真正展开全球竞争，而且往往会主动学习、借鉴好莱坞经验，甚至连电影工业聚集地的名字都会有明显的模仿性，例如印度的“宝莱坞”，当年香港也被称为“东方好莱坞”，还有非洲尼日利亚的“瑙莱坞”(Nollywood)，以及国内学者提出的“华莱坞”等各种名称。“好莱坞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全球示范性。当前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也高度重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新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甚至可以说，试图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完成好莱坞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

四、“中国式市场”电影工业体系的重建：从计划到市场、从全球化到数字化

以世界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参照，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电影的诞生比欧美国家仅仅晚了十年，而且1949年之前的中国民族电影工业虽然饱受战乱和动荡的影响，但还是逐渐形成了初期的电影工业形态，也出现了“联华”“明星”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电影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另一条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国有电影制片厂为代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电影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计划体制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中国电影重新开始探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建构现代电影工业体系，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实施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开放行业市场准入之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重建，在短短二十来年时间里，经历了四个阶段，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第一个阶段，2002年—2010年，中国电影工业开始了产业化改革阶段。2002年，社会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民营资本可以“自由”进入电影行业，在传统的国有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企业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电影企业，促成了中国电影产量的井喷和电影影院、银幕的快速增长。第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所谓“大片”《英雄》的出现，也源于这种开放带来的全球资源的整合，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国际性资源进入，不仅创造了当时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也创造了国产片二十年无法被超越的国际票房成绩。但是这个阶段，新的电影工业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大量的电影产品工业化品质很低，甚至达不到电影产品的工业化标准，而香港地区的工业化体系则对中国内地电影形成了巨大支持，港人“北上”也促成了中国电影最初的工业化基础，而从原有计划体制下出来的电影专业人士则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原有的国有电影制片厂的设备、设施、厂房等进入市场体系，则构成了当时的工业化基础。

第二个阶段，2010年—2014年，电影工业体系初具规模。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从改革初期的几亿元人民币的全年票房，首次突破100亿元。这个突破性成绩，使电影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电影行业在资本推动下，在全球化影响下，先后出现了多家上市的民营影视企业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的国有电影企业，形成了中影集团、上影集团、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光线影业、万达影业等行业领先企业，横店基地、中影基地作为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基地开始成形，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立初具规模。这段时间，电影行业的分工更加细致，国际合作和全球合作形成常态，电影基地建设走上快车道，出现了一批大投入、高制作的电影产品，也出现了众多与好莱坞大公司合作生产发行的影片，“走进来”拍摄的外国电影和“走出去”拍摄的中国电影都数量激增，中国公司甚至开始购买海外的电影院线、制作公司、发行公司，中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参与全球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参与全球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

第三阶段，2015年—2018年，互联网+背景下电影工业格局重构。在互联网推动下，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规模年增产48.7%，达到创纪录的440.69亿元。⁽⁹⁾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企业的介入，正在形成的原有的电影工业体系被重新洗牌。除了前一阶段的重要电影企业以外，又出现了北京文化、阿里影业、爱奇艺、腾讯系、完美世界、猫眼、淘票票等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企业。电影产业链的纵向整合，电影企业之间的横向整合，以及电影业与其他文娱行业的多元整合都在互联网条件下重新开始。

第四阶段，2018年之后，电影工业体系建构的新起点。2018年，电影转隶宣传系统直接管理，强化了电影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使命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此同时，一方面，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全球工业化进程出现转向；另一方面，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也发生巨大变化，高质量发展取代了快速增长的模式，资本泡沫消散，行业整顿更严，社会舆论复杂。加上2020—2022年连续三年疫情影响的重创，几乎所有电影企业都面临新的生存发展压力，规模和效益无法继续扩大，电影“垄断-竞争”的“集中化”格局和电影与相关领域的“整合化”格局没有实现。中国电影在新的“十四五”规划（覆盖2021—2025年的第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期间，必须在新形势下完成电影工业体系的重建：第一，形成公平与效益平衡的行业规范和规则；第二，形成规模化生产和发行的核心企业和基地作为产业主体；第三，形成相对公开、透明、有序的法规体系和有利于竞争、高效、发展的行业环境，从而为2035年建设成世界电影强国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首先是时间短，仅仅只有二十年，几乎要走好莱坞一百多年的道路；其次，发展快，二十年期间，电影产量与电影市场规模扩大了数十、数百倍，根本无暇建立稳定的电影工业体系；第三，变化大，国际环境从快速全球化到快速多极化，国内环境从经济高速到经济企稳，加上金融冲击、互联网入局、疫情影响、文化治理，种种变量都不断改变电影工业自身的发展轨迹。从“万达”要成为全球跨国电影企业的宏大远景，到后来收缩国内院线续命，从当时“东方影都”要成为世界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到后来主要为国内电影生产服务，这些变化，我们能感受到电影工业化进程所经历的曲折。

从现状来看，电影行业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电影制作公司，以及数不胜数的、提供电影技术支持和市场服务的企业，每年生产电影数量可以超过千部；中国的各种电影基地、影视基地也成百上千。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依赖电影工业化制作的影片年产量不过几十部，“单打独斗”依然是主导的电影生产方式，电影工业体系由于集中度不足、规模化不足，郭帆等导演所期待的那种分工化、流程化、标准化的电影生产方式并没有形成。每年真正具备较好工业化品质的电影产品不足20%，大比例的影片不仅创作质量不高，而且制作品质粗糙；各地的电影基地，也多数缺乏良好的专业分工和良好专业素养的人员；各种技术支撑公司、后期制作公司、市场服务企业更是良莠不齐、动荡不定；电影创作和制作过程，无论是制片人还是导演，都不得不面面俱到、拳打脚踢，依然可能到处遇陷阱，到处遇障碍；各种电影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足，电影成本屡屡超过预算，经济纠纷源源不断······所有这一切，都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不完善息息相关，它不仅影响到高投入、高新技术电影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也影响到电影行业的整体生产能力和产品品质。缺乏电影工业体系的支撑，电影生产更容易遭遇大量随机的、偶然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影响，而且电影产品的专业品质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电影企业也难以获得充分的收益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特别是面临目前的大数据、云计算、沉浸技术、人工智能等重大技术革新的转变时，也难以提前应对和谋划。电影的生产力、生产效率、生产效果、技术创新四方面都受到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建设，必须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成未竟之业，甚至走出一条中国电影工业自己的道路。

五、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未来想象”：做大做强、拥抱变化

从产业经济学的规律来看，从电影作为创意经济所需要的“规模经济”特点来看，从中国自身和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都需要完成以下目标，才能实现电影的生产能力最大化、生产效率最大化、产品效益最大化、行业价值最大化：

第一，形成以“做大做强”的领导性企业为“恒星”的电影企业集群。对于电影行业来说，领导性企业就是“恒星”，而其他企业都是行星、卫星，作为系统而相辅相成，围绕恒星而有序运转。电影工业体系，不能是漫无边际的完全的自由竞争，从产业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的“自由竞争”格局往往高竞争、低效益，高流动、低稳定，谁也没有使命和能力去关注和建构专业性的行业分工和有效的工业规则。因此，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企业，能够基本“支配”整体的产业走向和市场走向，并在相关政策的引导和管理部门的推动下，通过行业协会、行业规范、行业合约、行业共识等等方式，协调领导性企业与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公平与利益的关系，并肩负一些行业平台、行业信息、行业服务的“公共职责”。美国电影协会作为行业协会，并不是由所有电影公司成员构成，而只是由数家领导性的好莱坞公司（目前是六家：迪士尼、时代华纳、环球、哥伦比亚、米高梅和网飞）组成，电影版权保护、电影国际贸易、电影行业管理，甚至电影分级制度都由这个代表美国甚至全球性的电影行业组织来执行。所以，电影工业体系真正的建设“主体”应该是企业，特别是行业中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单个项目都无法完成工业体系的建设，只有具有行业远见和行业责任的“大佬”才能真正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并通过规则，使整个行业得利。因此，核心企业做大做强，让电影工业体系有能够带动行星、卫星的多颗“恒星”，是工业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

第二，解决市场失灵，用公共资源加快推动电影工业体系建构。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众多的电影（影视）扶持资助引导政策，各种资金累计起来每年估计超过百亿元。但是，目前这些政策都重点关注“单个”电影作品和电影企业，并且有明显的“地方化”“地域化”“功利性”特点，对面向全行业、全中国的“电影工业体系”的支持力度不足。换句话说，目前的扶持重点在鸡和蛋，但是对建设“金鸡窝”的支持力度却明显不够。资助、扶持、引导体系可以考虑从目前的单个作品、单个项目的资助重心转向缺乏市场有效支持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建设，特别是支持、扶持、引导“恒星”企业担负建构电影工业体系的责任。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可以设立“电影工业体系建设专项”，从扶持到引导、从指标到服务，真正推动电影工业化进程。例如，可以在总结中影怀柔基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调研横店影视城和“东方影都”等基地的现状、发展和需求，分阶段引导支持十个左右较大规模的工业化电影生产基地，有条件地支持这些基地的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规则的建立；此外，支持有条件的核心企业建立可以被共享的差异化的“国家电影实验室”；还可以评选颁发“国家电影工业基地”。当然，由于电影所具有的“规模经济”的特点，这些支持都应该“少而精”，真正规模化和专业化。通过这些措施，加上各部门各地区的推动和支持，将极大地加快电影工业化的进程。

第三，电影工业体系要做大做强，需要继续推动体制改革，建立跨区域、跨体制、跨行业、跨国的大电影工业体系。二十年前的改革，中国电影打破了计划体制的门槛，破冰之后，社会和民营资本、企业进入电影行业，带来了超出想象的巨大发展成绩。但是，电影与电视之间、电影与互联网之间、电影与其他文娱行业之间、中国电影行业与世界电影行业之间、国有与民营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依然存在众多的体制性、机制性、技术性的复杂门槛。这些现状，都需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件一件困难去克服。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建成一个经得起风雨的高效稳定、创新发展的电影工业体系。虽然真正形成全国领导力、全球跨国影响力，还长路漫漫，但是，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电影强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要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可能就需要全行业继续解放思想、突破惯性，甚至要找到拓展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市场的新的突破空间。

第四，探索建构“电影+互联网”的数字时代电影工业体系。这个工业体系的核心基础首先是大数据，其次是“云”，第三是智能。“云”不光是云储存，也不光是云计算，它可以提供共享平台，通过智能，让“云”变得更加有效地发挥效能。电影行业应该积极拥抱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化程度高、数字化创新动力强，互联网企业除了介入传统的电影行业之外，应该鼓励、引导、支持它们在电影的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播映、数字化版权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影游融合、虚拟现实、元宇宙、工业网、人工智能等方面，也可以探索电影数字化更开阔的空间。现在，单独的电影项目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如“唐人街探案”系列，除了制作以主人公唐仁的徒弟为主角的网剧之外，也已开始尝试在短视频平台上生产内容。在未来，短视频有可能通过衍生创作，成为跨媒介生产的重要渠道。电影与视频、长视频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的“跨端”合作，或可成为我国影视文娱产业进行资源整合、深度融合的“变通之道”。⁽¹⁰⁾加快数字化融化，在这一轮与好莱坞电影工业化重构的同一场景中，中国甚至可能走得更快、更好，建立起一个中国特色、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的电影工业体系，为中国电影发展赋能。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工业体系与电影产业体系实际上不是两面，而是一体，具有同构性。真正的电影工业体系建构是以电影产业为基础，而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建构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工业和电影产业是同一个“Industry”。所以，一方面，我们通过对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电影工业体系、电影工业美学、重工业电影这些虽然相互关联但往往又众说纷纭的概念，从“词源”和“电影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使其概念和意义能够在同样的语境体系中更加明晰，一定程度上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和行业实践上；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关注重点依然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设实践，因为这正是“应用性”“实践性”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当然，这种探索还远远没有成熟，无论是“他山之石”的经验，还是“现实困境”的复杂，都需要更多的人脚踏实地去分析和研究其中所包含的操作难度。路虽弥，不行不至；事虽难，不做不成。学术研究也是如此。

注释：

（1）参见陈旭光、李立《“电影工业美学”争鸣的理论价值》，《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7期;饶曙光、李国聪《“重工业电影”及其美学：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18年第4期;侯光明、刘正山《中国电影工业化的现状与发展新思考》，《中国电影市场》2020年第1期。

（2）支菲娜《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构建及政策研究》，《现代电影技术》2019年第8期。

（3）参见美国电影协会(MPA)，THE AMERICAN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CREATING JOBS, TRADING AROUND THE WORLD, https://www.motionpictures.org/research-docs/the-american-motion-picture-and-television-industry-creating-jobs-trading-around-the-world-4/，2023年7月1日访问。

（4）参见尹鸿《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5）参见尹鸿《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6）周慧晓婉《郭帆讲述〈流浪地球 2〉：这是一场拍完都没醒来的梦》，《新京报》2023年1月23日。

（7）参见 [美]巴里·利特曼等《大电影产业》，尹鸿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3章。

（8）尹一伊《论数字媒介时代影视文娱产业的变局》，《当代电影》2022年第3期。

（9）同(5)，第415页。

（10）尹一伊《对垒与共赢：短视频对影视文娱业的“第三次重构”》，《当代电影》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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