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康熙四大家”之一、清代前期帖学的代表人物、“江南三布衣”之一。工诗文、书画，清人郑羽逵《宸英小传》称其“书法钟、王，尤入神品”。
他虽为布衣，却是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至交好友。在纳兰容若故去后，他与几位文友将纳兰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编印成册，取名为《纳兰词》，成就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他最初以布衣荐修明史，与朱彝尊、严绳孙称“江南三布衣”，领取相当于七品官员的俸禄。开创了有清以来 “布衣修史”的先河。他也是清初帖派的重要书家。初学米芾、董其昌，后溯晋、唐，工于行草。为跳出董书樊篱，言必溯古，学书必追魏晋。虽然从创新的意义上讲，不如另拓新路以碑铭书法名世的书家，但是从所用的功夫和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姜宸英则好像是在如林的帖派群峰之中，又巍然崛起一座髙峰，不禁令人高山仰止。
半生科举，为官二年，冤死狱中
姜宸英20岁赴科场，70岁钦点探花，科举这条路走了整整半个世纪。然而，高中探花仅二年，就因顺天乡试案被牵连，自杀狱中。姜宸英出身官宦家庭，其曾祖父姜应麟为万历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为人刚直不阿，因册立太子之事得罪了盛宠的郑贵妃被贬，二十年未曾出仕。后光宗即位，再次被起用，不久却遭到“老病失仪”的弹劾，告老还乡。祖父姜思睿，天启二年进士，崇祯三年擢为御史。也因性格耿直，历指朝廷弊政，得罪了崇祯皇帝，因此乞假归里，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姜宸英少年家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学业，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在少年时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清史稿》 称他“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踬于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康熙很早就熟悉他，把他及朱彝尊、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霭也很赏识姜宸英，荐他为应鸿博士。其时，叶方蔼总裁《明史》，又荐姜宸英充纂编修《明史》，分撰《刑法志》。这一充纂修馆就是十余年，直到康熙三十六年科举才中了进士，时年已经70岁了。姜宸英蒙康熙知遇之恩，以70高龄被授予编修之位，但是，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康熙三十八年乙卯科乡试，顺天考场主考是新科状元李蟠，新科探花姜宸英担任副主考。出榜之后，就有落第考生写了一副对联贴了出去：
上联说的就是姜宸英，他当时已经70岁了，虽然正直，但是已近暮年，管事不多，所以称其“老姜全无辣味”。下联说的就是李蟠，他当时30多岁，正是年少轻狂，涉世未深，在乡试中收受了不少贿赂。因为这副对联，又因为后面贴出了一篇长文，举国哗然，李蟠、姜宸英都被捕下狱，李蟠被谪边外。不久康熙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下旨释放姜宸英，追回被充军的李蟠。可怜无辜受到牵连的姜宸英，冤情还未得到澄清时便自杀死于狱中。
挽救清初千篇一律的单调书风
姜宸英为改变董书弥漫的帖学书坛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推崇魏晋，以古为尚，由隶入楷。清代前期，清朝皇帝为了稳定政治统治，笼络知识分子，对文化艺术事业都极为关心。尤其是康熙，不仅举办科举，优待名士，而且对汉字书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康熙书法师从沈荃，受老师的影响而喜爱董书，许多擅长临摹董其昌书法的大臣都受到了他的宠爱和提拔。康熙的喜好和取舍，直接影响了清代前期的书法风气。那些想要在仕途上发展的士子们，千方百计的投其所好，学习董其昌的书法，使董书风靡一时，甚至影响到了清末。
但是艺术需要多元化，这种单一俗气的艺术风气，使一些书家已经意识到了董书的靡弱和单一，他们对董其昌的风格和崇董的现状有颇多微词。
为了摆脱董其昌的书风，陈奕禧、汪士鋐、杨宾以及后来的王澍等人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从学习米芾入手，希望以此突破董书的笼罩，而姜宸英就是这些人中表现出色的一个。
虽然姜宸英自幼学习董书，但后来也批评董其昌为：“华亭书派轻薄，摹仿顿失古意。”而且身体力行，更为彻底的改变自己学习董书的面貌，言必溯古，学书必追魏晋。
《宁波府志》称其：
书法钟、王诸体，临摹无不入妙。
这种学古的做法受到了很多书家的推崇。
但是姜宸英并未完全跳出董其昌书法的樊篱，从艺术的角度看，并没有多少超越前人或者赶上前人的地方，而且都还有缺陷，因此他的书法成就不大。
启功先生在《与友人谈书漫识》 中说：
有清书推四大家，而各有一眚，盖成（亲王）板，刘（墉）蹇，翁（方纲）赧，铁（保）软。蹇者矫姿，色厉而内荏；赧者迟疑，欲进而反退也。
四大家尚且如此，更何况姜宸英是从晚年登第后才学晋、唐的，其书法无法超过前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便如此，他能够努力挽救清初董其昌千篇一律的单调书风，取法上溯到魏晋，对清代帖学的发展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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