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短篇小说《受戒》里，写到一个叫仁渡的和尚比较风流。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山歌小调都不唱。但有一回在打谷场乘凉的时侯，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实际唱了两首，先一首以“姐和小郎打大麦”起头，四句，比较素，算是引子。“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如下：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小说《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发表我就读过，同时还读过《大淖记事》。记得当时很轰动，我也觉得好。好久未读过这种小说了，唯那首“安徽民歌”似乎有点眼熟，但未特别留意深究。后来改行教书，也留心西南联大文学，重读沈从文、汪曾祺师徒的一些作品，内有沈从文早年写过的一首诗叫《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里面就有汪曾祺《受戒》用过的这首“安徽民歌”，仅字词略有变动。《乡间的夏》比较长，用第一人称，从“北京的夏天热得难过”写起，引出“我心里想：/只有我乡里那种夏天”才如何如何有意思。下面依次写到小孩子在河里泡澡、摸鱼，看热闹的狗在树下摇尾巴，河岸边的水车也正在那里唱歌，还有一两个在大树下乘凉的“苗老庚”，以及在树下卖甜酒的，等等。下面才是要紧的部分：

（倘若是）一个生得乖生乖生了的

代帕，阿玡过道，

你也我也就油皮滑脸的起来捋毛。

轻轻地唱个山歌给她听，

（歌儿不轻也不行！）

——大姐走路笑笑底，

一对奶子俏俏底；

我想用手摸一摸，

心里总是跳跳底。——

只看到那个代帕脸红怕丑，

只看到那个代帕匆脚忙手。

这里略加注释：镇筸，即今凤凰县；苗语“代帕”即姑娘，“阿玡”即妇人；“捋毛”意为开玩笑。又，现代文学早期行文，习惯将“的”“底”“地”分用，后“底”的用法渐废，改用“的”，“笑笑底”即“笑笑的”。

一对照，汪曾祺《受戒》里的那四句山歌，与沈从文《乡间的夏》中山歌里的那四句相同无疑。

又想起了联大学生刘兆吉编的那本《西南采风录》，里面也有一首贵州民歌，与沈从文、汪曾祺用过的民歌基本相同。如下：

远望娘子笑笑的，

两个乳乳吊吊的；

要想伸手摸一把，

心中有些跳跳的。

此民歌见《西南采风录》“情歌”类第十七，采风地为“黔黄平”，即贵州省黄平县。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这三个“四句头山歌”的不同版本，谁先谁后？三者间什么关系？一查，很清楚：沈从文的最早（1925年），刘兆吉的采风录次之（1946年），汪曾祺的最晩（1980年）。下面分述。

先说沈从文。他是1922年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的。其时北京学术界正掀起一场歌谣搜集运动。时年二十，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正赶上此一热潮。他热爱民间文学，与“民间”渊源极深，很自然地投入了此一文化思潮，搜集了几十首湘西苗族民歌（确切讲，是托在湖南当兵的表弟搜集了寄北京，他做整理），然后以《筸人谣曲》及《筸人谣曲选》为名，陆陆续续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刊出。其中就有“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我想用手摩一摩，/心里只是跳跳底”这一首。不仅移用于诗作《乡间的夏》中，小说《雨后》也用了。《雨后》写于1928年，1935年修改后发表，可见沈从文特别喜欢这首民歌。他还说过“这一首实为最好”的话（见沈对《谣曲选录》的点评）。《乡间的夏》是沈的一首民歌体诗，全诗（七十多行）似乎是围绕着那首筸人谣曲而展开、编织的，可谓全篇之眼。不仅诗，沈从文的小说也爱嵌入民歌（不止那一首），《雨后》不说，其他如《萧萧》《代狗》等均如此，《边城》更不用提。

再说《西南采风录》。这本书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此一“文人长征”的产物。编者刘兆吉是教育学系学生，他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一路采集湘黔滇三省民歌两千多首（以贵州的为多），从中选出七百多首，编为《西南采风录》，于1946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黄钰生（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和闻一多三教授为这本现代版的“三百篇”各作序一篇，都是1939年写的。

比较着读三篇序很有意思。

民歌民谣自古以来就以情歌为多。这本采风录也不例外，情歌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朱自清讲本书所收歌谣分为六类，“其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未多议论，比较平稳。但朱自清指出：“刘先生采集的歌谣，也有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这点很重要，说明编者和序者均认为，这本采风录所收录的歌谣均非猥亵。

黄钰生则对“情歌”之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情歌”之名“从辞意上看，诚然如此。不过，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会”。他举实例，说在贵州至云南的路上，他因走得慢，落在后面，常与同行的挑夫边走边交谈。他亲见同行的挑夫或挑棉纱或挑铁锅，山路难行，一步一喘，非常劳累，但他们还断断续续唱着“郎”呀“妾”呀、“妹”呀“哥”呀一类的情歌。黄说：“这些人是在调情么？是在讴歌恋爱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唱一唱，似乎可以减轻筋骨的痛苦。……他们所唱的歌，与其说是情歌，毋宁说是劳苦的呼声。”

黄院长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唱山歌的场合很多，并非都是为了抒发“劳苦的呼声”。

闻一多另有解读。他强调民歌所显示的乡下人、庄稼汉的野性力量。他从采风录摘出五例，如：“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吃菜要吃大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贵州盘县）“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那［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盘县）闻一多的议论是：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

写序的1939年，抗战正处于艰困关头。闻一多的解读显示出一种大眼光和大气。但正如黄序所讲，采风录是“有用的文献”，其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还有“教育的用意”。就占全书百分之九十的情歌而言，内容并不单一，那种有刀光剑影的歌谣并不多，也就七八首，涉及婚恋观和性心理的相当多。比如，有的山妹子并不喜欢“老粗汉”和“大贼头”，她们唱：“骑马要骑四脚青，跟郎要跟洋学生，穿衣戴帽都好看，读起书来又好听。”（云南平彝，今富源）男的想法也类似：“月亮出来月亮清，妹是那［哪］家小观音；擦点胭脂擦点粉，赛过上海女学生。”（云南嵩明县杨林镇，离昆明二三十公里）似乎有些时髦。涉及婚外情的也不少，如：“大路平平石板镶，又栽萝蔔又栽姜；萝蔔不比姜辣口，家花不如野花香。”（贵阳）采风录收抗战歌谣二十首，其中一首很另类，如下：“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贵州黄平）

由此可见，民歌的文化、文献价值是很高的，尤其在“观风俗”这一方面。

下面说汪曾祺小说《受戒》中那首民歌的来源。

应该说这很明显，汪曾祺小说里那首民歌，来源于沈从文搜集整理的湘西谣曲（1926），或沈从文的诗作《乡间的夏》（1925）和小说《雨后》（1935），因为它们见之于报刊的时间都比《受戒》（1980）的发表早了几十年。而且，汪曾祺在1988年发表的《自报家门》里讲，他在家乡小庙准备考大学的时候，除了高中教科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并坦陈：“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屠格涅夫且不论，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则确定无疑，虽然我不知道这本《沈从文小说选》是否收有《雨后》这一篇。至于联大同学采编的《西南采风录》，汪曾祺很可能也看过。他讲过，“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两栖杂述》）。另外，《受戒》文末注有一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也可做参考。1980年之前的四十三年即1937年前他就孕育、构思过这篇小说了（其时《西南采风录》尚未问世）。这且不管。几个版本对照起来，汪曾祺借用或采用沈从文老师的相关民歌，可能性要大些。试将《筸人谣曲》（“大姐走路笑笑底”），沈从文的诗《乡间的夏》与小说《雨后》，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汪曾祺小说《受戒》，里面那首民歌的五个版本（分别简称“谣”“乡”“雨”“刘”“汪”）对照如下：

［谣］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我想用手摩一摩，心里只是跳跳底。

［乡］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俏俏底；我想用手摸一摸，心里总是跳跳底。

［雨］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

（“心子”是湘黔方言，即“心”）

［刘］

远望娘子笑笑的，两个乳乳吊吊的；要想伸手摸一把，心中有些跳跳的。

［汪］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小说插用民歌很常见，或显人物，或示民俗，都有用。《受戒》里，和尚不光可娶妻，有的干脆住庙里单间，夫妻一起过日子，不以为忤。风俗如此，和尚唱那样的民歌倒也自然。但《受戒》里这民歌毕竟是沈老师首先搜集整理发表的（其次为刘兆吉），又几次移用进诗作里、小说里，还说过“这一首实为最好”的话，可见确实非常喜欢。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里，讲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引用了沈从文“用镇筸土话写的凤凰民歌”，其中就有《乡间的夏》里嵌入“大姐走路笑笑底”的核心段落。

既如此，汪曾祺再借用或采用，我总觉着有点那个——学术、写作上欠着点规范吧。当然，博士的论文里也常有导师的东西，不足为奇，但那是导师认可的。汪曾祺这么弄，沈老师认可过吗？不知道。

不妨留意“安徽”二字。沈从文说那民歌是湘西的筸人谣曲，刘兆吉（后来是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心理学家）书中标明采集地是“黔黄平”（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显然，这是流传于湘黔苗族地区的一首民歌，与江苏高邮相距甚远，说成安徽的，距离也未缩短多少。江苏、安徽属文化上的江淮，与湘黔苖区在文化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改为“安徽”，改了也未妥，但不难看岀汪曾祺是用了点心的。

汪曾祺常讲沈从文是他老师，他是学生，以及追随多年受益良多的话。但讲多了也会有副作用。人说汪曾祺是冲着沈从文才去考西南联大的，此一说法或多少会让沈从文的身影对汪曾祺有所遮蔽。可能有鉴于此，汪曾祺才说了这样的话：“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自报家门》，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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