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兄弟肖像

今年是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出版210周年。19世纪德国著名人文学者格林兄弟不仅以《格林童话》闻名世界，他们还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等各个领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格林兄弟被公认为是日耳曼学的奠基人。他们在德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作除《德语词典》和《德语语法》之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特别提及的《德意志语言史》。

格林兄弟早年主要集中精力收集整理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晚年则侧重语言研究。特别是兄长雅各布·格林对德语语言学的贡献，用诗人海涅的话说是“以一人之力超越了黎塞留创建法兰西学院以来二百年间所有院士的成就”。从1819年到1837年，雅各布·格林用18年的时间完成了皇皇四卷本《德语语法》，首次对德语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和描述。在这部巨著中，雅各布·格林系统研究了从歌德时代开始的德语语法发展。他在研究方法上受当时在欧洲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尝试通过对德语语法的历时研究来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思维发展历程。广义上讲，雅各布·格林的《德语语法》是一部以日耳曼语为研究对象的巨著，他将日耳曼民族视为使用日耳曼语的语言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德语语法》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日耳曼语言史，是日耳曼学的奠基之作。雅各布·格林于1848年出版的《德意志语言史》则是对这部《德语语法》的补充和深化。

格林兄弟做学问的民族意识也是受到了19世纪早期浪漫派的影响。当时，在拿破仑战争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海德堡浪漫派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他们重视对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德意志民间文学进行挖掘、搜集与整理；强调研究民族语言，并聚焦于民族语言发展与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注重从历史角度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通过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召唤日耳曼民族精神，以期构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语言文学。格林兄弟的研究工作显然受此影响。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德意志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就已意识到，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当时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这种落后源于国家的碎裂状态以及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当时德意志文化精英正在努力从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模仿中拯救自己的民族文学；而有教养的市民阶级也开始要求摆脱法国文化至高无上地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压抑。到了18世纪中期，德语已经成为了伏尔泰口中所谓的“只适用于士兵和马匹”的语言。至此，对于德语的发展来说，危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混杂，而是产生了德意志语言衰亡之危，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被当时德国的知识精英意识到，于是出现了语言纯洁运动的高潮。

当时，启蒙主义语言学家赫尔德就主张提高母语地位，认为母语对于维护民族文化非常重要。赫尔德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与民族身份认同，它们体现在该民族的语言、诗歌、神话和传说等等载体之上，存储于该民族的文献类书之中，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印记；只有神话与史诗才能将一个民族“从它对其它文化民族之模仿的永恒创伤中解救出来”。于是才有了18世纪中期中古德语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的重新发现，并将之比作德意志的《伊利亚特》，这成为德意志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一场新的爱国主义运动的起点。分裂的德意志需要唤醒民族认同感，18世纪中晚期的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就是围绕着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

格林兄弟继承了赫尔德维护母语与推崇民众语的精神。兄长雅各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中被多次提及。马恩两位作为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在他们一生中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都在从历史的角度对人类的语言进行着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体现在他们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马恩生活的时代，正是以雅各布·格林和弗兰茨·博普为代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的时代，这自然也影响到了这两位学术触角极其敏感的思考者。

1859年，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说：“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你能否再把它寄给我？”可见，马恩二人当时正在传阅《德意志语言史》。从恩格斯信中这一句简短而情感充沛的提问中，我们可以感到马恩对语言学和德语语言史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显然并非一时之激情，从科学方法论及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对语言的考察极具重要性，马恩认为很有必要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确定语言的本质与语言发展史研究的价值。在作于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也首次提到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雅各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

恩格斯本人也做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他除去经常研读德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著作之外，也研究德语语言史。马克思甚至称恩格斯为“比较语言学家”。恩格斯对德语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的“注释”部分“法兰克方言”以及1884年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这些著作在恩格斯生前并未付梓，但却足以证明恩格斯是一位语言学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恩格斯的语言史研究是嵌于其德国史研究的框架之中的。对于恩格斯的语言学造诣，日耳曼学界专家认为，恩格斯对雅各布·格林的批判审视以及恩格斯自己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今日看来属于典型的以社会语言学为导向的语言史研究，他从历史比较的角度阐释了语言共同体与语言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在19世纪晚期显然是一种超前的探索，恩格斯借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同时，他还将历史的与逻辑的语言观相结合，创造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语言学专题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对雅各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并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比如，他对格林的研究方法就持批判态度。他在1868年3月25日从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认为格林没能摆脱浪漫派的影响，而这种“把一切都看作是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是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联系的启蒙运动精神”的“第一个反作用”，即是对启蒙主义的反动。

在马恩的著作及其相互之间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包含有大量关于语言本质、语言起源、语言发展以及语言比较的理论思考与探讨，其中涉及语言哲学、语源学、语用学、语言史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多个语言学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本书中，马恩对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手段”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在马恩看来，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十余年后，在《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共存关系的存在。语言作为共同体的“不言而喻的存在”，获得了一种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分离的独立性。因此，在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不停发展的同时，语言还可以反映社会历史与传统的曾经状态，这也正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及以社会语言学为导向的语言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对此，德国马恩语言学家霍普曾指出，马恩正是通过雅各布·格林的著作而间接受到了赫尔德语言起源论的影响。

赫尔德是最早反对基于基督教传统的“语言神授说”而将人类语言的起源归于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赫尔德认为，人类语言起源于一次创造性的“活动”。赫尔德所说的这种“创造活动”指的是一种社会言说活动，它既指个人之间进行互动的语言行为，也指一个语言共同体的集体语言行为。而使用某一特定民族语言的人所组成的“语言共同体”则是指处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交际情境中的、可进行区分的语言人口群。这种“语言共同体”意识，也反映在雅各布·格林所作《论语言的起源》中，雅各布·格林在该文中强调：“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他显然继承了赫尔德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静态的、需要被人描述的概念和规则体系，更是动态的社会语言实践。

几乎与格林创作《论语言的起源》同时，马克思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不仅语言的起源，而且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者都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关系：“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是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可见，当马克思把语言描述为“共同体的存在”时，并没有夸大语言的特性。“存在”一词说明马克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建立的，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语言比其他社会关系——比如作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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