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出版后，作家郑在欢接受了一段时间密集的采访。抛出的那些问题，围绕着他本人——1990年出生、留守儿童，经历丧母、家暴，16岁辍学打工，而后成为作家。这段真实经历打上具体的标签，就成了一个有关突围的故事，充斥着高浓度、戏剧化的元素。像反复咀嚼一段甘蔗，郑在欢从过往里打捞事件。越往后，能想起的事儿越少。
他把宣传作品视为创作者业务链条里的一环，郑重面对。“如果没有这个经历，（他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看点，我也很理解。”同时，郑在欢又疑惑，轻声问了句：“难道文学不是更好看吗？”
父辈从来不给答案
《今夜通宵杀敌》收录了郑在欢24岁之前写的短篇小说。全书分两辑，第一辑昔时少年，第二辑U型故事。前半本书里，他回忆了少年时代。
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7个月大，母亲去世。父亲长年在外务工，奶奶把他带大。再后来，郑在欢住进继母家。继母脾气暴躁，腰宽背厚，对孩子动辄打骂。继母曾把5岁的亲儿子玉龙扔到墙上，又补上一脚，玉龙还来不及哭，就昏了过去。还有一次，继母把玉龙一脚踹进家门口的粪坑。由是，郑在欢勤勤恳恳干活，老老实实挨打。他照顾更小的孩子，先是妹妹玉玲，接着是弟弟玉龙、玉衡。被打狠了，几次离家出走，有时在草丛过夜。
《撞墙游戏》发生在这期间。小说里，李青离家出走，流浪了几天，走过陌生的村庄。夜幕降临，在小池塘边，李青遇到了醉酒的舅舅阿龙。阿龙带李青回家，李青在床头桌上翻到两本书，一本是安利的企业介绍书，说安利不是金字塔型的事业，他很费解。阿龙语焉不详地解释。后来，阿龙带李青去公路旅店，大人喝着酒，李青坐着听，也听不大明白。
阿龙的原型是郑在欢的舅舅，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丢了银行的“铁饭碗”，妻离子散。郑在欢在桌上摸到一盒烟，抽出一支点燃，盒里还剩一半。他说：“童年时，我们会被带到很多地方，大人交流，在下边要么玩自己的，要么就听他们说话。屋里有人的情况下，我不太会自顾自地玩，这就导致我脑子里留下了很多谜团。”而阿龙为代表的父辈，从来不给答案。
李青还出现在《这个世界有鬼》里。三个少年相约自杀，他们掏出兜里的钱，买烧鸡、啤酒。最初计划跳楼，发现通往天台的门锁死，三人沮丧。这时，刘毅想起家里做猪头肉用的亚硝酸钠。因为“觉着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兴高采烈地往家跑。在草坪上，有酒有肉，这是每一个农民向往的生活，但他们不以为意。
这是一个绝望的场景，几个绝望的人没来由地想死。郑在欢看到的是一代人精神危机的集中爆发。父辈“有酒有肉就是好生活”的价值观，无法得到下一代的接纳，他们需要尊重和承认。生命的脆弱时常在生活中浮现，也许是一次失恋，也许是一个低分，也许是父母的一次责骂，孩子“啪”地一下坚持不下去了。而责骂背后，是两代人的情感错位。
刘毅死后，放猪头的柜子空了一格，继父把骨灰盒塞了进去。李青见了，不顾反对，把骨灰盒拿出来，因为刘毅讨厌猪头。郑在欢解释，继父是一个“经济水准以下的父亲”，虽然冷言寡语，但没虐待过孩子。他大部分精力用来谋生，猪头怎样保存得久一点，今天卖了多少钱。把骨灰盒放那儿，只是因为正好有空缺。他不讲究，也讲究不了，因为“意识里没这个东西”。故事讲完了，烟烧到了头，烟头掉进烟灰缸，他又抽出一支新的。
“他没有精力去管你。我跟你这样说话，你会不会觉得疼痛，或者我这样跟你交流，你会不会恐惧？他们不会这么想。但新一代人已经开始注重心理感受了。”在和父辈的交往中，郑在欢时常能感受到两代人的冲突。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小说界》，刊发前加了一个结尾。三人寻死的故事是李青在逍遥网吧的创作。关机之后，三人相约吃猪头肉。对此，编辑一直对郑在欢抱有歉意。“当你想去做某件事，这事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但当你真的做完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你可能就不会去做了。”郑在欢想给极端行为祛魅，传递生机。
前段时间，他的朋友写了一篇书评，说郑在欢写到了各类父子关系，但一直没写到自己和父亲。“我以前没想过，她说到之后，我才猛然一击。”郑在欢一直没写父亲，只在写李青时稍微写到一点。他不知从何落笔，“也许这是我目前没有能力触及的东西，我在逃避”。但有一篇小说是留给父亲的，名字起好了，叫《哺与报》，哺育的哺，报答的报。
父子关系就像一个大背景，隐隐存在郑在欢的小说中。父辈的生活模式、言语方式、生存智慧，塑造、影响着下一代。郑在欢很少写母子关系。他沉默了几秒，想了想说：“可能因为我对母亲不熟。”他不认识母亲，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自懂事起，母亲就埋在土里。别人聊到母亲，他听着，就像说起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古人。
贫穷面前，尊严不值一提
短篇《今夜通宵杀敌》的发生地在皮鞋厂，十五六、十七八的少年完成发育，首要任务就是找对象。然而，环顾一圈发现，“女人远远不够，很大一部分刚在B超下显形就被化成血水冲走了。”在这里，郑在欢不是特意写社会问题，这正是他们所遭遇的——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发现姑娘不够。
16岁那年，郑在欢和继母爆发了一次争吵。离家出走后，父亲不再为他缴学费，他只能辍学，坐上前往河北的火车。郑在欢不是个例，第二年春天，郑在欢就读的学校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辍学，曾经容纳3000人的学校变得空空荡荡。其中，多数人去了南方。进厂后，长辈和郑在欢的交流话题变得单一，只剩下结婚生子。
“跟昆虫一样，螳螂交配完就可以死了，对吧？”他不认为这话残忍，因为这就是生活。产下第三代以后，父母觉得使命完成，不再说别的。郑在欢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多吃，长高、长胖，只有这样才有老板要。干个几年，把攒的钱拿回老家盖房子。有房以后，亲戚才好说媳妇。儿时，郑在欢长得不高，对此奶奶总发愁。
随着经济发展，农民一年能挣几万块，郑在欢的表弟表妹上了大学。“他能生存下来以后，才能冷静地说，我给你一点东西让你去发展，那就是所谓的上大学。而不是说，你有力气了，你就去干活。这是经济决定的。”郑在欢想到以前，家里穷得10块钱都得借。大人带孩子挨家挨户敲门，不带孩子未必借不到，但带着是一重保险。“在穷苦的人面前不要谈尊严，不要谈那些虚头巴脑的。”他总结。
2009年，郑在欢到北京，投奔在大红门做批发生意的亲戚。一次，他和同宗的伯父从北京站出站，需要打车。伯父不熟悉北京，也没开过车，用近乎卑怯的语气和司机交涉。郑在欢很崩溃，“我可以handle（处理）这事，没必要置我们于这么可怜的境地”。伯父认为郑在欢是孩子，应由长辈出面沟通，又产生了一重错位。
